人道组织加沙救援车队遭导弹袭击，7人丧生，以色列决定不予追究

《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加沙的一次空袭中丧生的七名援助人员被以色列军方根据“关联定罪”的做法列为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官方对事件的描述指出，是少数军官犯了具体错误。袭击的受害者还被指责雇佣武装警卫保护食品援助车队，并被指控“偏离”了事先约定的路线。

对参与该事件或熟悉以色列官方调查的高级以色列军官的采访表明，该调查掩盖了以色列国防军常用的一种指定目标的做法在杀戮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做法危及援助人员和平民的安全，尤其是在与军队旨在结束哈马斯在加沙的民事控制的无休止的任务相结合时。

在加沙战争的三年里，已有超过7万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以色列军方内部数据显示，死者中超过四分之三是平民。

下令罢工的预备役上校诺奇·门德尔表示，WCK的工人们在与被认为是哈马斯的武装警卫短暂接触（持续了几分钟）后，成为了潜在的目标（后来证明这种假设毫无根据）。

他认为他们与所谓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混在一起”，而“混在一起”的定义是“在他们附近，交谈、玩耍、闲逛等等”。当被问及武装人员的出现是否使整个车队成为攻击目标时，门德尔回答说：“当然。”

他总结道：“他们并非无辜，因为他们与哈马斯有关联。”

门德尔指的是一种名为“ haflala ”（即“牵连”）的普遍政策，该政策赋予一线指挥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随意将任何人认定为“恐怖分子”，包括那些因关联而被“牵连”的人。在特定区域如何运用“haflala”政策，通常由指挥官在任务简报中口头告知其他军官。

他说，他的部队因参与多次打击哈马斯企图劫持援助物资的行动而受到军方高层的表扬。“他们为我们鼓掌，对我们的行动感到满意，”他说。他指出，WCK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有外国公民丧生。“这就是全部区别。并无实质性区别。”

世界解放军车队被摧毁时，它距离以色列军队很远。几位熟悉此事的以色列军官表示，此次空袭并非基于以色列人生命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而是为了阻止哈马斯企图控制援助物资的运送。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空袭是由于“错误评估认为哈马斯军事人员在车辆中，而不是出于打击该组织人员的意图”。

声明补充道，“由于严重违反适用命令和程序，此次评估更加复杂”。声明指出：“经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审查，并参照刑法适用的标准，最终认定，尽管存在上述违规行为，但事件情况并未构成合理的刑事犯罪嫌疑，因此无需展开刑事调查。”

世界基督教青年会（WCK）表示，以色列决定不追究刑事责任“与全部事实不符，令人深感愤慨”。世界基督教青年会称：“在致命袭击发生时，我们在加沙的团队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在持续多次的空袭中，以色列国防军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醒目的人道主义车辆。他们事先就知道我们团队的行动、身份和活动。”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谴责检察官的决定“可耻”，并表示将“继续为遇害的援助人员寻求答案”。英国于2024年对三名英国救援队成员——詹姆斯·柯比、詹姆斯·亨德森和约翰·查普曼的死因展开调查。

其他遇难者包括巴勒斯坦人赛义夫丁·阿布塔哈、澳大利亚人佐米·弗兰克姆、波兰人达米安·索博尔以及拥有加拿大和美国双重国籍的雅各布·弗利金格。英国的死因调查因以色列的调查结果而暂停。

门德尔是唯一一位因在加沙战争中的行为而被解职的高级军官，在军方指挥简报中，他被描述为一名叛变的特工。有人质疑他的解职是否出于政治动机。据报道，门德尔是一名定居者，他是2024年1月20日致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封信的130位签署人之一，该信呼吁限制对加沙的援助。

以色列军队在加沙的行动方式——交战规则取决于当地情况，并且通常以口头方式逐级下达——使得像门德尔这样的军官在主观判断谁是“恐怖分子”以及谁因此成为攻击目标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其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受到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书面命令和常设指令的约束，这些命令和指令规范了武力的使用、打击的批准程序、对敏感地点的打击以及其他事项”，并且这些命令和指令包含了“武装冲突法的规则，包括区别原则、相称原则和攻击中的预防措施”。

声明称，“一个人仅仅因为身处武装人员附近、与武装人员接触或与武装人员同行，并不意味着他就成为了合法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携带武器可能是此类评估的相关因素，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以构成犯罪，还必须符合上述定义。尤其是在本次事件中，受雇保护人道主义车队免遭抢劫的安保人员，不会仅仅因为携带武器就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

一位熟悉WCK屠杀事件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鉴于当时的情况和以色列国防军的既定程序，绝大多数军官都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他们旁边就有武装人员，”这位军官说。“如果你让合格的人员接手，90%的情况下都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位军官说。“我估计，99%的情况下会投下第一枚炸弹；90%的情况下会投下第二枚；80%的情况下会投下第三枚。”

加沙师作战指挥官、预备役准将奥伦·所罗门表示，在确定一名武装人员进入其中一辆车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补充说，一旦犯了这个错误，指控程序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三次导弹袭击。

“如果我事先认定这辆车是哈马斯的——任何人从车里逃出来，上了另一辆车，都得死，”所罗门准将说。“他们会和他一起死。这符合定罪规则，没问题。”

参与以色列军方对WCK案件进行初步调查的一名高级军官认为，门德尔在解释自证其罪规则时越权了。

“如果只有一个人持有武器，你不能把20个人都定罪，”他说。这位警官辩称，即使造成平民伤亡，第一次袭击也可以因最初的误认而正当化，但随后的导弹袭击则不可接受。

他说：“你撞了你怀疑的人，撞了你怀疑车里有持枪男子的车。结果出来两个人，都没带武器，第二次和第三次撞击就违反了命令，因为你不知道你撞的是谁。”

导致七名援助人员丧生，以及可能造成更多平民伤亡的另一个系统性因素，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赋予驻加沙军队的一项任务：摧毁哈马斯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意味着任何被认为参与或协助哈马斯政权的人，包括分发援助物资的人，都可能成为以色列无人机操作员的目标。

门德尔说：“我提醒你们，我们任务的一部分就是摧毁哈马斯的统治能力。任务的一部分是打击哈马斯控制的援助物资运输，而我们做到了。”

对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的采访表明，军中普遍认为哈马斯控制了大部分运往加沙的援助物资。但后来的分析表明，这种假设毫无根据。当时正值以色列封锁导致加沙地区普遍饥荒时期，运送粮食的车队遭到绝望的平民、犯罪团伙和哈马斯民兵的围堵。

人们普遍认为哈马斯劫持事件十分普遍，这意味着2024年4月武装人员出现在WCK车辆附近符合一种“活动模式”，这有助于在门德尔和他的部队看来将整个车队定罪。

一位熟悉此事的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将加沙地带任何持枪男子都认定为哈马斯成员或“恐怖分子”是惯例，就像门德尔所做的那样。这位军官补充道：“如何界定他是哈马斯成员——他靠近武器，触摸卡车，而且他做的种种举动看起来像是要控制卡车。”

在世界解放军（WCK）的杀戮事件中，“归咎于原告”原则的作用表明，它已成为加沙战争中平民死亡比例居高不下的一个因素。针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行动中普遍存在着对高额“附带损害”的容忍，大片且不断变化的区域被划定为自由射击区，以及蓄意夷平居民区以阻止巴勒斯坦社区返回家园等行为也加剧了这一现象。

共同点在于，为了执行一项没有尽头的任务，对目标选择的限制被降至最低。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没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因在加沙行动中造成他人死亡或犯下战争罪行而被定罪。

“我来这里是为了击败哈马斯，”门德尔说。“如果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还会做同样的事情。”

他还轻描淡写地谈到了这起杀戮事件。“我认为这只是个愚蠢的插曲，”门德尔说，“这真的不是什么严肃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