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2月，山西临汾，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领到一笔特殊经费。六万法币，本应全部送回师部，可他只交回三万，另外三万随身带走，随后从军队视野中消失。
这不是普通的失联。周昆是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曾担任红军师长、军团长，抗战爆发后又出任115师参谋长，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这样的人突然失踪，牵动的不只是个人去向，还涉及部队经费、军事机密和组织纪律。
事情的起点，正是武汉的一次会议。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师级以上单位参谋长会议，八路军派员参加。周昆代表115师出席。会议结束后，他返回山西，途经临汾时，向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汇报情况。
汇报会议内容时，周昆没有停留在军事问题上，而是谈起了自己在武汉的见闻。他对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和差旅安排颇有怨言，又拿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条件作比较，认为对方有汽车、有住处，自己却显得寒酸。
彭德怀对此十分严厉。批评的重点，并不是周昆说了几句牢骚，而是他把军人的待遇、党的纪律和国民党军队的排场放在一起衡量。彭德怀认为，八路军依靠的是艰苦奋斗，若以享受和身份作标准，队伍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左权也在一旁提出了批评。
周昆当时没有公开争辩，但是否真正接受，旁人并不清楚。偏偏就在这次谈话之后，他前往第二战区领取115师军饷，随后做出了异常举动。
他把六万法币分成两份，将三万交给警卫员，命令对方立即送回师部，亲手交给作战科负责人王秉璋。警卫员问起参谋长是否同行，周昆只说自己还有事情要办，让他先走。
这道命令本身并不算离谱，军队中派人传送文件、款项并不罕见。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包里装的并非文件，而是整齐的钞票。王秉璋拆开后，才发现其中还有一张周昆留下的字条，大意是：六万元已经领取，三万元交回，另三万元由本人带走。
字条没有解释用途，也没有说明去向。王秉璋立即上报林彪。林彪得知后，要求向八路军总部报告，并派人寻找周昆。可是，几个月过去，搜寻始终没有结果。
周昆的经历，使这桩失踪案更加费解。1927年秋收起义期间，他曾在部队担任警戒哨兵。毛泽东到达部队驻地时，因衣着破旧、证件遗失，周昆一度将其当作可疑人员盘查。这个细节后来常被提起，因为它显示出周昆早年办事认真、警惕性强。
从基层战士到高级指挥员，周昆经历过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作战和长征，也曾在红军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与林彪长期共事，熟悉部队指挥和参谋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115师成立，周昆担任参谋长，成为林彪的重要助手。
平型关战斗中，115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取得全国抗战初期的重要胜利。周昆虽然不像师长林彪那样广为人知，但在参谋筹划、部队调动和战场协同方面承担了关键职责。按照这条履历，他本来很可能继续担任更重要的职务。
因此，周昆是投奔国民党、投降日军，还是另有隐情，后来形成了多种说法。
投奔国民党的说法，主要依据是他在临汾表现出的羡慕和不满。但当时国共仍处于合作抗战状态，若一名八路军主力师参谋长携款投奔，国民党很可能会将其作为宣传材料大肆报道。可是，相关公开报道和可靠档案中，都没有发现周昆投诚的证据。
投敌日本的可能性同样缺乏支撑。周昆参加革命多年，经历过长征等重大考验，过去没有叛变记录。更重要的是，日军及伪军方面也没有留下他被接收或提供情报的确切材料。仅凭他带走三万法币，无法推出投敌结论。
还有人认为，他可能回到湖南平江，隐姓埋名生活。但组织方面曾调查其家乡及亲属，并未发现周昆返回的迹象。至于携款出国，当时战乱阻隔重重，三万法币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兑换、转移并安全出境，同样缺少事实线索。
一种较为谨慎的推测是，周昆可能在离开临汾后遭遇了意外。1938年的山西，日军、国民党军、八路军、地方武装和散兵游勇交错活动，道路并不安全。一个人单独携带巨款上路，可能遭遇土匪、溃兵或歹徒袭击，若尸体被抛弃荒野，确实难以留下可供追查的痕迹。
但这仍然只是推测。三万元为何由他带走，究竟准备交给谁、用来做什么，字条为何写得如此简单，都没有得到确证。王政柱等参与过调查的老同志，晚年回忆时也未能给出明确答案。
周昆留下的最后线索，只有那只装着三万元的挎包、几行字，以及临汾城外一段无人能够完整还原的行程。此后，无论军队档案、地方调查，还是敌我双方留下的材料，都没有再出现他的可靠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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