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期，高校新生入学前建家长群的做法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大学里的“家长群”从最初只用于发布紧急通知的“工具群”，变成连考勤、挂科、考研进度都同步的“远程监工群”，本该在大学阶段逐步放手的社会化预演，又部分交回了家长手中。
一边是年满18岁、法律意义上已成年的大学生，一边是事无巨细的家长群通报，其背后折射出一个深层次的社会议题——当代年轻人的社会化正在被悄然延缓。
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把孩子从家庭脱离、独立接入社会的过程，比作一次关键的“社会性断乳”：孩子长大后逐步摆脱原生家庭的全方位供养与庇护，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体系里找到位置，完成人格与身份的独立。他认为，家庭是一个暂时的抚育场所，它的最终任务是帮助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剥离”：孩子要走出家庭的庇护，独自面对外部世界。
大学家长群的出现，则标志着大学生社会化进度的延缓。不少家长把贴身陪护惯性直接搬进大学校园，小到出勤、选课，大到宿舍矛盾、竞选评优，甚至求职就业，本该由学生自己完成的协商、试错、解决问题的过程，全被家长代劳。这种“代劳”是家庭用过度保护，给孩子搭建了脱离真实社会规则的“保温箱”。孩子身体进了大学，心智却还被包裹在家庭编织的保护圈里。
当家长习惯替孩子“摆平”各种问题，孩子便失去了在试错中学会应对困难、承担责任的机会，迟迟长不出独立面对社会的底气，本该在大学完成的社会化训练，被一再延后。正如费孝通所警示的，在家庭环境里生活太久的人，到外面的竞争场合会失去适应能力。
当代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延缓，是多重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个人层面看，当下的就业竞争、社会规则复杂度远高于从前，年轻人面临的学业压力、职场门槛、生活成本都在提升，试错成本变高，很多年轻人不敢轻易独自做决定，只能延长“学生身份”的缓冲期，推迟完全进入社会的节奏。
从家庭层面看，这一代年轻人很多是独生子女，家庭提供的物质支持更充足，自然形成了更紧密的代际捆绑。不少家长在孩子完成高考后并未同步完成监护角色“退让”，反而通过家长群等方式，把“密不透风式陪护”延伸到了大学阶段。
从高校层面看，照搬基础教育的陪护式管理模式，依托家长群简化工作流程、转嫁管理责任，大学生很难完成从“心智上的未成年人”到“社会人”的身份转换。
从社会评价体系视角看，家长群里的打卡、通报、协同管控，把已成年的大学生从“评价主体”降格为“被监护对象”。原本多元的“独立生存能力、公共参与意识、责任担当素养”等社会化评价指标，被简化为“不挂科、不闯祸、顺利毕业”。
破解这个困局的核心是在家庭、学校的双向互动中，逐步建立清晰的权责边界，用适度信任替代过度管控，帮助大学生完成从依附到独立的平稳过渡。
对家长而言，首先要完成监护角色的“权限降级”。过去18年形成的“事事兜底”惯性，很容易让家长把大学阶段的“协助”异化为“代劳”。家长放手，当然不是彻底从孩子的生活中消失，而是把决策的第一顺位还给孩子：选课、宿舍矛盾、社团选择这类学生权责范围内的事，先让孩子自己沟通、试错、承担后果，家长只在涉及人身安全、重大风险的极端场景下才介入。
对高校来说，要主动承接边界过渡的引导功能。学校可以在新生入学阶段通过家长学堂、亲子边界课等形式，架起家校之间的信息桥梁，既给学生讲清楚大学阶段的权利与责任，也给家长明确校园事务的处理流程，把“哪些事该学生自己办、哪些事学校会兜底”划清红线，避免家长越过边界直接干预学生日常管理。
社会化从来不是一场必须卡着年龄线完成的考试，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大学家长群的存在本身也不是洪水猛兽，它只是代际衔接的一个过渡载体。给年轻人足够的空间，才能让他们在试错中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保留自我个性的同时，走出属于自己的社会化路径。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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