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四月十六日早上，我在厨房煮面，手机接连响了三次。锅里的水正往外扑，我关掉火，才看清那行字。
张伟老师于四月十二日在家中离世，终年四十八岁。
消息是圈里一位老场务发来的。他也是刚听说，后面跟着一句，发现时已经过去几天了。
我握着漏勺站在灶台前，面条泡得发白。楼下收废品的喇叭绕了一圈，声音忽远忽近，我却没敢点开第二遍。
张伟单身多年，父母早已不在，也没听说还有亲近的兄弟姐妹。他住的那套公寓，我十四年前去过一次。
那时门口堆着两箱矿泉水，客厅没有沙发，只有几把排练用的木椅。他给我煮挂面，卧了两个荷包蛋，说年轻人不能饿着写东西。
后来他演了不少父亲、师傅和落魄的小人物。镜头里总有人喊他爸，散了戏，各回各家，他还是一个人。
这些年，他和从前的同行来往很少。偶尔有人提起，也只说脾气怪，不爱应酬，逢年过节连群里的客套话都懒得回。
我把面倒进垃圾桶，洗锅时才发现水一直开着。掌心被冷水冲得发麻，手机又亮了，是个陌生号码。
对方叫赵一禾，说自己在一家遗愿服务公司任项目经理。张伟半年前预订了身后安排，指定我参加一场小型葬礼。
“只有七位来宾，您是其中之一。”
我看着水池里那团没化开的油花，问他是不是弄错了。十四年没见的人，怎么会在最后留下我的名字。
赵一禾停了片刻，只说名单由张伟亲自确认，不能替换，也不接受临时增补。
窗外有人晾被子，竹竿碰着防盗栏，哐当一声。我关掉水龙头，厨房里只剩冰箱压缩机低低的响声。
七个人。
我不知道另外六个是谁，也想不出，他最后为何只肯见这七个人。
01
葬礼定在四月十八日上午，地方不大，藏在殡仪服务楼的最里侧。走廊刚拖过地，消毒水里混着烧纸留下的焦味。
我提前二十分钟到。赵一禾站在门口核对证件，四十三岁，灰衬衫熨得平整，胸前没有佩花，只别着一张工作牌。
他看了我的身份证，又对了一遍名单。
“高敏女士，三十六岁，编剧，对吗？”
我点头。他递来一朵白菊和一张没有文字的硬卡片，卡片右上角印着数字一。
厅里开着冷气。张伟的遗像放在正中，用的是他四十岁左右拍的证件照，头发短，眼下有两道浅纹，嘴角没有笑意。
我在门边停了一会儿。那张脸太熟，又不像记忆里的他。以前排练累了，他会把剧本卷起来敲桌子，笑的时候左边眉毛总比右边高。
第一排摆了七把黑椅，每把椅背贴着数字。我的一号在最左边，座位上同样放着一朵白菊，花瓣边缘有些卷。
遗像旁的窄桌上，整齐摆着七个牛皮纸信封。封口都压得严实，正面空白，看不出是给谁的。
我没有靠近。那种摆法像排练前放好的道具，谁先碰，谁就会打乱张伟定下的次序。
第二个到的是周启明。他五十二岁，身材高大，穿一件旧黑西装，裤脚沾着泥点。进门后，他先看遗像，再看我。
“你也是名单上的？”
我把卡片翻给他看。他的卡片是二号。
周启明没介绍自己，只在第二把椅子旁坐下。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摸出烟盒，瞧见墙上的禁烟标识，又塞了回去。
陈岚随后进来。她四十六岁，黑色针织衫外套着米色风衣，手腕上还挂着服装店常用的软尺，像是从店里匆忙赶来的。
她看到遗像时，脚步慢了些。白菊在手里转了半圈，花茎压出一道弯痕。
赵一禾提醒她去三号位。她坐下后没有看任何人，只低头解软尺上的结。解开了，又绕回腕上。
第四位是张海生，五十四岁，皮肤晒得深，夹克袖口有机油印。他站在门口问能不能把车暂时停在后巷，声音带着赶长途后的沙哑。
听见赵一禾叫他的全名，周启明抬了一下眼。
“你也姓张，是他家里人？”
张海生把帽子夹在腋下，说是远房堂兄，小时候见得多，成年后各忙各的。话到这里，他咳了两声，坐去了四号位。
我原以为亲属会坐在前面，没想到这里只有他一个沾亲带故的。还是远房，连张伟近些年的住处都说不清。
罗素琴来得很准时。她五十七岁，头发染得乌黑，拎着一只磨旧的皮包。进门先扫了一圈座位，目光像从前核演员通告。
她曾是张伟的经纪人，这事不用问。我在旧采访里见过她，只是照片上的人比眼前丰润，也更爱笑。
“我坐哪儿？”
赵一禾指向五号椅。罗素琴看见桌上的信封，眉头动了动，却什么也没问。
孙志远戴着口罩进来，四十九岁，仍在演戏。他把帽檐压得很低，摘口罩时，张海生盯着他看了好几秒，才认出电视里那张脸。
孙志远没有寒暄。他向遗像鞠了一躬，直起身后揉了揉腰，坐到六号位，和周启明之间隔着三个人。
最后来的是许国平，六十四岁，退休多年的戏剧导演。张伟刚入行时受过他的提携，我在老师嘴里听过这个名字。
许国平走得慢，手里拄着一根木杖。赵一禾想扶，他摆摆手，自己挪到七号椅前，坐稳后才长长喘了一口气。
人齐了，厅里反而更静。七把椅子挨得很近，坐着的人却像从七条路上临时被拽到了一处。
周启明不认识陈岚，陈岚没见过张海生。罗素琴看得出认得孙志远，两人却只点了一下头，连称呼都省了。
至于我，他们或许听过名字，却没人知道我与张伟如何相识。十四年前那段师生关系，在外人眼里薄得像一张旧节目单。
赵一禾关上厅门，依次介绍众人的姓名和身份。每说一个名字，其余人都会抬头看一眼，像要从对方脸上找出被邀请的缘由。
“他把不同时候认识的人都叫来了。”罗素琴说。
没人接话。
我把白菊放在膝头，花粉蹭上黑裙。张伟教我写戏时，我二十二岁，连房租都要分两次交。他那时说，人活过的年月，会留在说话的停顿里。
如今这些停顿挤满小厅。有些人盯着地面，有些人避开遗像，还有人频频去看那七个信封。
九点整，赵一禾拉上窗帘。日光被隔在外面，厅内的灯显得过白，照得遗像边框上的灰尘清清楚楚。
他请我们按编号起身献花。
我第一个走过去。白菊落在遗像前时，花茎轻轻弹了一下。我闻见供桌上苹果的甜味，忽然想起张伟从前最烦别人把水果摆得好看，却不洗给人吃。
轮到周启明，他弯腰很快。陈岚停得最久，手抬到一半，最后只把花平放下。张海生转过身时，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七朵花排成一线，七个人重新落座。桌上的信封依旧没人动，像张伟留了七句话，偏要等我们坐齐才肯开口。
02
简单的告别结束后，孙志远先站了起来。他下午还有一场戏，助理已经在楼下等，手机隔几分钟便亮一次。
“我鞠过躬了，能先走吗？”
赵一禾侧身挡在门边，语气仍然客气。
“张先生生前定下流程，十点半以前，请各位不要离场。”
孙志远看了眼表，脸色沉下来。他没有硬闯，重新坐回六号椅，给助理发了一段语音，声音压得很低。
周启明把烟盒攥在手里，问还要做什么。赵一禾说，稍后有位刘妍女士到场，在此之前只能请大家等候。
听到这个名字，几个人都没反应。我也没听张伟提过她，只知道对方四十一岁，从事法律工作，负责处理他留下的事项。
赵一禾把热水壶提进来，桌边放了七只纸杯。没人去倒。壶里的水烧开后反复翻滚，盖子轻轻跳着，像有什么急话憋在里面。
我坐不住，起身去看门口的花圈。
地方窄，只摆了五个。两个落款是张伟近年合作过的剧组，一个来自他住的小区，剩下两个只写了普通朋友。
名单上没有亲属的名字，也没有哪位亲近同行。那些曾与他合影、在台上拥抱过的人，一个都没出现。
张海生跟过来看了一眼，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家里确实没什么人了。”
他说完把帽子重新戴上，又摘下来。帽檐被汗浸出一圈深色，手在上面来回捏了两下。
陈岚仍坐在三号位，眼睛落在供桌边缘。罗素琴从皮包里取出老花镜，擦了又擦，像没听见我们说话。
许国平忽然问，张伟是什么时候安排这些的。
赵一禾回答，半年前。场地、照片、来宾名单、进场次序，连花的颜色都由他自己挑定，中间只改过一次日期备用方案。
“半年前，他已经知道身体不好？”
赵一禾说自己只负责照约定执行，健康方面的事并不了解。许国平听完，手掌压着木杖，慢慢往后靠。
我盯着遗像。半年前，张伟还有足够的力气坐下来，把七个名字一个个写清楚，也有时间决定谁坐在哪儿。
他没有找更多人。不是来不及，是没有要。
这个念头让我后背发凉。冷气从头顶吹下来，花圈上的纸叶沙沙响，听着像有人在走廊来回踱步。
周启明起身倒水，先给许国平递了一杯。许国平说胃不好，没接。他便自己喝了一口，烫得皱眉，纸杯放下时洒出几滴。
“你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他问。
没人立刻回答。
罗素琴戴上眼镜，抬头看他。
“今天不是来盘问人的。”
周启明扯了扯嘴角，说只是随便问问。陈岚把腕上的软尺取下来，重新卷好，塞进口袋深处。
孙志远把手机扣在膝盖上。
“既然彼此都不熟，他为什么把我们凑在一起？”
张海生说也许只因各自认识过。话说得轻，落下以后，连他自己都没再往下讲。
我看着他们，心里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张伟生命里的几段日子，被这间小厅硬生生拼到了一起。
许国平代表他刚入行的时候，周启明和罗素琴知道他最忙的年月。陈岚与他走得近，张海生连着旧家，孙志远见过他在同行中的样子。
而我，大概属于他后来收过的学生。
可这些人见面后，没有一个自然地说起往事。连一句他从前如何，都要先看看旁人的脸色，再咽回去。
那不是单纯的生疏。更像七个人各自带着一只关紧的抽屉，钥匙就在身上，却不愿当众拿出来。
九点四十分，赵一禾接了个电话，说刘妍还要晚十分钟。周启明开始在厅里来回走，皮鞋踩过地砖，发出沉闷的响声。
罗素琴被他晃得心烦，叫他坐下。他回到椅边，却没坐，只问赵一禾，桌上的信封是不是张伟留下的。
“是，流程没到，暂时不能拆。”
陈岚终于抬起头。
“每个人一封？”
赵一禾没有正面回答，只检查了一遍封口，随后将窄桌向遗像旁推近一些。
七个信封大小相同，颜色相同，正面也同样干净。它们没有姓名，编号更不在上面，与我们的座位看不出对应关系。
孙志远走近两步，被赵一禾抬手拦住。他有些不耐烦，说不拆，只想看看。
我也跟着望过去。刚才献花时离得近，却只注意到信封正面。此刻换了角度，才发现最上面那只背面似乎写着字。
赵一禾沉默片刻，把七个信封逐一翻转，仍旧没有交到任何人手中。
每只信封背面都写着一段年份。墨水深浅不同，字迹却是同一个人的，收笔时习惯向右上方挑。
我认得那种写法。
张伟批我作业，总把年份写在页脚，说人会改口，年月不会。
七段年份由早到晚，横跨了他大半生。没有称呼，没有解释，也没有注明哪一封属于谁。
许国平摘下眼镜，凑近看了很久。罗素琴手里的纸巾停在镜片上，陈岚则盯住其中一段，脸色一点点褪去。
周启明也不走了。他站在二号椅后，双手搭着椅背，目光在那几段年份间缓慢移动。
我看见其中一个年份时，胸口像被什么轻轻抵了一下。
那一年，我刚认识张伟。
03
赵一禾把七个信封按年份从早到晚摆开，没让任何人碰。他说，张伟另留了一张认领说明，每个人只能拿走与自己有关的那一封。
最早的是一九九九年。
许国平看了许久，拐杖在地砖上挪了半寸。
“那年他第一次演男主角。”
张伟当时二十一岁，在一出小剧场话剧里演送煤工。许国平力排众议用了他，两人后来却因一次换角闹翻，再没合作。
许国平说完便闭了嘴。那只信封被赵一禾放到他的七号椅上，他没有拆，只用掌心压着。
第二只写着二〇〇三年，罗素琴认了。
那年她刚带张伟。他没名气，拍广告、跑组、演一句台词的路人，通告挤得一天只睡四个钟头。
“后来我跟他解约了。”
罗素琴把老花镜摘下来，语气生硬。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当时出了很多事。”
周启明问是什么事。她把信封塞进皮包，拉链拉得很响，显然不打算再说。
二〇〇六年的信封归周启明。
那年他和张伟合开舞台工作室，租了一处旧仓库，冬天漏风，夏天闷得人喘不过气。他们在那里排了三部戏，最后一部没能演完。
“工作室是我关的，他恨我，不稀奇。”
周启明捏着信封边角，补了一句。
“可我不是卷钱跑了。”
这话像是说给遗像听的。孙志远轻轻哼了一声，周启明立刻转头看他，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二〇〇八年属于陈岚。
她只看了一眼便认下。张伟那几年常在她的服装店后屋吃饭，换下来的戏服也会拿过去让她改。
没人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她把信封放在膝上，手腕压着封口，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当年是她先走的。
“我有我的难处。”
张海生叹了一口气，说谁没有难处。陈岚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不重，却让他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二〇一〇年的信封到了张海生手里。
那一年张家老屋要处理，堂亲之间为了照看老人留下的费用起过争执。他承认自己说了难听话，后来和张伟断了来往。
“亲戚的账，外人弄不清。”
他把信封折了一下，赵一禾马上提醒不能损坏。张海生忙将折痕抚平，额头冒出一层细汗。
二〇一一年的信封是孙志远的。
他和张伟在同一个剧组待过七个月。两人原本无话不谈，杀青前却闹得连对手戏都要分开排。
孙志远不肯细说，只强调那件事并非外界传的争角色。他讲话很快，像怕慢一步，别人便会替他下结论。
最后一只，二〇一二年。
我没有伸手。那四个数字端端正正躺在桌上，墨迹早已干透，我却闻见了旧稿纸受潮后的霉味。
那年我二十二岁，认识张伟，也写出了第一部被拍成戏的作品。作品播出后，我从合租房搬走，开始有人叫我高老师。
赵一禾把信封递过来。我接住时，牛皮纸擦过掌心，粗糙得像张伟那张总摆在桌角的旧剧本封面。
周启明盯着我。
“你们也闹翻了？”
“没有。”
回答得太快，连我自己都听出了躲闪。
十四年没见，逢年过节没去过一次，连他搬了几回家都不知道。若这也不算闹翻，那只是把难堪换了个好听说法。
赵一禾从文件袋里取出那张认领说明。纸上只有一行字，是张伟半年前亲笔写下的。
请把信交给我人生中最恨的七个人。
厅内只剩热水壶保温时的轻响。孙志远摘下帽子，往桌上一放，周启明则把烟盒捏得凹了进去。
“最恨？”张海生喃喃道，“自家人也这么算？”
罗素琴冷冷看着那行字。
“人都不在了，还要把话说这么绝。”
我没替张伟辩解。信封压在腿上，二〇一二年朝上，正对着我。
那不只是我认识他的年份。
也是我第一部成名作署上自己名字的年份。
04
张海生先沉不住气，说张伟记仇记了十几年，临走还把人叫来受一遍难堪。陈岚低着头，拇指沿信封边缘慢慢摩挲。
我听得刺耳。
“他已经不在了，你们至少该留点分寸。”
罗素琴把皮包放到脚边，抬眼问我，既然这么敬重老师，为何十四年没来往。
我说工作忙，也常年不在本地。说到第二句，嗓子便干了，纸杯里的水凉得发涩。
孙志远靠在椅背上。
“十四年，一顿饭也抽不出来？”
“你有资格问我吗？”
话出口，我才察觉声音太高。遗像前的白菊被冷风吹得轻颤，最边上一朵歪出了花束。
孙志远坐直身子，说他和张伟的事轮不到旁人猜。我回他，既然人人都有苦衷，那张伟这些年一个人过，又该找谁讲。
周启明忽然笑了一声。
“你把他叫恩师，就比我们干净？”
他站在二号椅后，西装肩头落着一点白色墙灰。那目光并不凶，却像早就知道我藏着什么。
我问他什么意思。
“二〇一二年，你的第一部戏叫《巷口人家》。”
这个名字一出来，我的胃猛地缩紧。那部戏让我拿到第一个编剧奖，直到今天，简介里还把它放在最前面。
周启明说，他和张伟合开工作室时，看过一份没发表的故事提纲。七户邻居共用一口老井，每一集从一件丢失的小东西切入。
《巷口人家》没有井，改成了公共水房。七户变成五户，丢东西换成每日一桩邻里纠纷。
可人物进入故事的次序，几条关系线交叉的办法，甚至结尾那场停水后的和解，都来自那份提纲。
“你怎么会看过？”
周启明拍了拍椅背。
“那东西在工作室放了两年。”
我说只是受过启发，并非照搬。张伟当时把许多旧稿给我看，还教我怎样从一栋楼写出一群人的日子。
他没说不能用。
这句话落地，连我自己都不愿再听第二遍。
陈岚抬起头，目光从我脸上慢慢移到遗像。罗素琴重新戴好眼镜，像要把我看得更清楚些。
周启明问，张伟有没有署名，有没有拿过一分钱。我握着纸杯，杯口已被捏出一道软塌的折痕。
“那是我的剧本。”
“骨架是谁的？”
“他是我老师，教过我写法。”
周启明往前走了一步。
“所以你十四年不敢登门？”
胸口那点被压住的东西一下顶了上来。我站起身，说他没资格把自己的猜测当成事实。
周启明也提高了声音。他说自己至少承认和张伟决裂，不像我，一面躲着人，一面在采访里提恩师。
罗素琴叫我们别吵。张海生却插了一句，说拿了别人的东西就该讲清楚。孙志远问周启明，既然早知道，为何过去从未出声。
几句话搅在一起，像后台开场前乱成一团的脚步。许国平用拐杖重重敲了一下地砖，没有人停。
我转向他们，挨个说了出来。
周启明关掉共同的工作室，陈岚先离开，张海生和亲人翻脸，罗素琴中途解约，孙志远同组成仇，许国平亲手换掉他。
“你们都把他留下了，现在凭什么只盯着我？”
许国平的脸沉了下去。
“姑娘，你知道的只是他说过的那一面。”
我正要反驳，厅门从外面推开。一个穿深灰套装的女人提着公文包走进来，鞋底带进几滴走廊上的水。
赵一禾介绍，她就是刘妍。
刘妍四十一岁，没有同我们寒暄。她先看了一眼七个信封，又将公文包放在桌上，取出一叠盖好骑缝章的文件。
“争吵可以稍后继续。”
她翻开第一页，确认七人都在场。
“张伟留下的七封控诉信，与一份附带义务的遗嘱，从现在起同时生效。”
05
刘妍说完，周启明先问，控诉信是不是我们手里的七封。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把信封扔回椅上，像碰到一块烫手的铁。
张海生脸上满是茫然。
“他还有东西给我们？”
刘妍没有马上回答。她请赵一禾将门反锁，又把手机收纳袋放到桌边，要求所有人暂时关闭录音和拍摄。
孙志远不肯交手机，说楼下有人等。刘妍告诉他，可以不参与后续流程，但一旦离开，某项安排将因人员不齐自动失效。
这句话留住了他，也让其余人都警觉起来。
刘妍逐项核验姓名和证件，随后说明，张伟名下有一套独居公寓，以及扣除身后费用、税费后的存款。
具体数额写在资产清单里。公寓按近期估值约四百六十万元，存款与几笔尚未结算的劳务收入合计约二百零八万元。
张海生倒吸一口气。陈岚把手从信封上挪开，罗素琴则问，这些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刘妍把文件转向我们。
“张伟指定你们七人为继承人。”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最恨的七个人和继承人，这两层身份叠在一起，怎么想都不像同一个人的安排。
周启明没有露出喜色。
“他想让我们做什么？”
刘妍说，遗产平均分配，但附有明确条件。七人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共同签署参与确认书，并于三日后出席一场公开说明会。
每个人都要当众宣读与自己有关的控诉信，承认信中所述的伤害，并作出公开忏悔。
任何一人拒绝签字、缺席或临时退出，七人的条件都不能完成，公寓与存款将按后备方案另作处置。
孙志远猛地站起，椅腿刮过地面，发出一声刺响。
“他拿钱逼人认罪？”
刘妍合上资产清单。
“你可以拒绝，没有人强迫。”
孙志远张了张嘴，又看向其余六人。四百六十万元的房子，加上二百多万元存款，平分以后不是天文数字，却足够改变一个普通家庭几年的日子。
对厅里有些人而言，或许还不止如此。
刘妍把七封信排在遗像前，按年份依次放好。牛皮纸在白花下面显得发黄，像七张迟到了很多年的账单。
她把签字页压在桌角，右上方已经印好截止时间。四十八小时，从她宣读完毕的这一刻算起。
三日后的公开说明会也已订好场地，会邀请张伟生前合作过的同行、学生和部分媒体到场。
罗素琴问，能不能只签自己的，不管别人。刘妍摇头，说七份确认必须同时有效，缺一份，剩下六份也不成立。
厅里没人再说话。热水壶早已停止翻滚，纸杯边缘凝着一圈细小水珠。
我低头看自己的信封。二〇一二年，是我从出租屋搬出去的年份，也是《巷口人家》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的年份。
周启明方才说过的每个字，又从耳边挤了回来。
刘妍示意可以拆信。我沿封口慢慢撕开，里面只有三页纸，第一行是张伟的笔迹。
你拿走的不是剧本，是我最后一次相信人的能力。
下面写着，我如何看过他的提纲，如何把结构、人物关系和关键转折移进《巷口人家》，又如何在获奖采访中只说受过老师启发。
他写，我借走的不只是一个构思。我拿着他的信任敲开门，进去以后，回身把门锁上了。
最后一页列着公开忏悔时必须说出的内容。承认未经允许使用他的创作框架，承认隐去他的贡献，也承认这些年用沉默保住了自己的名声。
签字，我就要在三日后亲口读出这些话。我的奖项、合同和行业信誉，都可能跟着塌下来。
拒绝，另外六人也会失去继承资格。
刘妍把笔放到我面前。
签字期限还剩四十七小时五十九分。七个人若不照控诉信全盘认罪就可能什么都拿不到，可他们全到场后，为什么还会出现第八个忏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