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我蹲在楼道口，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银行催款单。五年前欠下的最后一笔债，下个月十五号到期，连本带息三万二。
楼上的咳嗽声又响起来了，一声接一声，像是锤子砸在我心口上。
手机屏幕亮了。儿子梁睿渊发来消息：爸，小梦她妈说年底前拿不出十五万首付，这婚就不结了。对不起。
我的拇指悬在屏幕上方，半天打不出一个字来。
这辈子，我属兔，胆小了一辈子。可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天上飘起细雪，落在我的头发上，很快就化了。
01
那年我五十三岁，还有两个月过年。
纺织厂倒闭那年我四十五，一晃八年就过去了。
八年里我干过搬运工、在工地看过大门、半夜给人卸过货，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
可银行催款单上的三万二，像一座山，压得我这些年脊梁就没直起来过。
我拍拍膝盖站起来，靴子底沾着化开的雪泥，一步一步拖上楼。钥匙刚插进锁孔，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林红梅围着一条旧围裙，手里攥着抹布，看着我：“又蹲楼道抽烟？走廊里都是烟味。”
她头发散着，脸色不太好，颧骨上有一团不正常的红。她弯腰时皱了皱眉，手撑着腰停了一秒，装作没事的样子直起身来。
我看了一眼樟木箱，就放在客厅墙角，上面盖着一块蓝布，落了层薄灰。她二十多年没打开过了，我也不问。但我知道里面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她见我看那箱子，眼皮微微跳了一下，转身进厨房端出来一碗热汤面：“趁热吃了。”
我脱了外套坐下。
灶台上煨着中药，砂锅盖子微微震动，那股苦味混着葱花的气息，呛得人眼睛发酸。
我低头扒了两口面，她坐在桌对面，手里叠着几件旧衣服，忽然开口：“睿渊那边，怎么样了？”
我一顿筷子：“挺好的。”
她没接话，看了我一眼，一眼就看透了。结婚三十年，什么都瞒不过她。
我低头猛扒了两口面，含含糊糊地说：“过了年就好了。”
她没再追问。
我听见她拿着搪瓷碗走到灶台前，药汁滚了，咕嘟咕嘟地响，她把砂锅端下来，不知怎么的，手一歪，药汁溅在槽沿上，她赶紧拿抹布擦了，没吭声。
夜里，我躺在床沿没睡着，肚子饿得厉害却吃不下。她侧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听见她在被子里吸了吸鼻子，像是鼻子塞了。
我望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从记事起它就躺在那里。
窗外北风呼号，雪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第二天一早，儿子梁睿渊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带冯梦琪回来吃饭。
林红梅听到这个，撑着腰爬起来去菜市场。她弯腰在冰箱里翻出一条冻带鱼，又数出几个鸡蛋，嘴里念叨着，说不知道小梦爱吃什么。
我接过她手里的菜篮子：“我去买，你歇会儿。”
她没答应，把菜篮子往怀里一搂：“你知道她爱吃什么？去年腊月她来，那盘糖醋排骨吃得干干净净，你记得不？”
我记得，我没说话。
菜市场地上湿滑，到处是喊价还价的声音。她在菜摊前蹲下身，拣了几根山药，问完价又放回去了，换了一小把青菜。
我一把把那捆山药抓了放进袋子里：“不差这几个钱。”
她剜了我一眼，没说话，出摊时，她顺手从兜里摸出几张钱数了数，是几张五块十块的毛票，叠得整整齐齐。
梁睿渊和冯梦琪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林红梅围着灶台转了整整两个钟头，蒸了一条鱼，炖了一锅排骨，又炒了三个菜，端出来时满屋子热气。
冯梦琪坐在桌边替林红梅盛了一碗汤，声音不大：“阿姨，您腰不好就别忙这么多了。”
林红梅笑：“不忙，难得你们来。”
饭吃到一半，冯梦琪的手机嗡地震了一下。
她看了一眼，脸上的笑淡了，把手机扣在桌上。
梁睿渊给她碗里夹了块排骨，她勉强笑了笑：“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我端着碗去厨房添饭，经过她搁在桌上的手机时，瞥见屏幕上的消息：“梦琪，婚房的事我跟你说，春节前没个准话，这婚我不点头。”
我端着碗站在厨房门口，米粒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梁睿渊跟了进来，反手把厨房门带上。他压低声音：“爸，妈那边催得紧，年前拿不出来，她妈说要给小梦介绍个做生意的。”
我舀饭的手停了一下。
他声音更低了：“小梦为这事跟她妈吵了好几回，上个月连班都没上好，领导找她谈话，我让她别管，她说我等不起了。”
我想说“爸再想想办法”，但这句话我说了五年了。说了五年的一句话，我自己都不信了。
梁睿渊见我不说话，蹲下身来，声音有点哑：“爸，要不这事就算了，我不想拖累你们。”
我一手按在灶台上，指尖发白。
窗外那棵老槐树被风刮得簌簌响，树杈子上挂着半月前落的残雪，被车灯光映得煞白。
我深吸一口气，压着嗓子说：“你再给小梦一点时间，过了年，爸肯定给你个准话。”
这话，我自己听着都空。
02
腊月二十七，我请了半天假坐大巴回了一趟老家。
回老家的念头是三天前冒出来的。
那天半夜我从工地值完班回来，在巷口看见堂兄梁永福骑电动车经过，车灯闪过时他笑了一下，好像想打招呼，又好像没看见似的过去了。
我们兄弟住在邻村，这几年很少来往。
打从我欠了债，他就没怎么登过我家的门。
可他这次忽然打了个电话来，声音比我印象里热情许多：“永贵，你爹留下的那片坡地，村上说要办什么征收手续，你赶紧回来看看吧。”
我愣了：“那片坡地上次回去不还荒着吗？征收什么？”
他顿了顿：“反正是好事，你回来再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昏昏沉沉地靠在车窗上，听着大巴发动机轰隆隆地响，窗外的电线杆一根一根往后退。往事像车窗外掠过的树影一样涌上来。
二十多年前，我在镇纺织厂当维修工，林红梅在厂里的缝纫车间，是厂里手艺最好的几个裁缝之一。
那时候她穿着件碎花衬衫，踩缝纫机时腰背挺得笔直，车间里的姑娘们都围着她叫“红梅姐”。
我每次路过车间窗户，总会忍不住多看一眼，她在阳光里低头缝衣裳，手指轻巧地翻着布。
我们结婚那年，她说想攒几年本钱，自己开一间裁缝铺。我说行，我支援你。她笑着说，就凭你那点工资，支援你自己都不够。
那几年，厂子效益还不错，每到年底发奖金，她就去供销社扯几块花布回来，说要给自己攒嫁妆。
后来有了睿渊，她又说，铺子的事再等等，等孩子大些再说。
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是结婚第三年，她托人从城里捎回来的。
她把它宝贝得不得了，用一块蓝布盖着，隔三差五就擦一遍。
机头泛着温和的亮光，车轮上她缠了一圈绿绒线，说是怕生锈。
从她拿到那台缝纫机的第一天起，她就说将来要用它开一家自己的店，那是她未来生活的全部念想。
可是后来，厂子倒闭了，家具都卖得差不多了，这台缝纫机一直留了下来，可那层蓝布就再没有掀开过。
八年前，蔡浩来找我合伙跑运输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在厂门口修电动车，蔡浩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是我的师兄，当年在厂里带我学技术，冬天我没钱吃饭，他买一碗羊汤还掰了半个烙饼塞给我。
他说：“兄弟，厂子没了，咱不能饿死。”
那天晚上我回家跟林红梅商量。
她坐在缝纫机前，手里拿着那块蓝布，一遍遍地叠着，又打开。
林红梅抬头看着我说：“你拿主意。可那台缝纫机她没舍得卖，我只听她在里屋自言自语一般地说了一句，缝纫机留着，等还完账心里踏实了，好歹还能做衣裳挣钱。”
我把家里的安置费全拿了出来，又把老屋抵押给银行贷了一笔，又跟亲戚们借了一圈，凑了十八万给了蔡浩。
三个月后，蔡浩连人带钱消失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拿了全部的钱，压根没买运输车。
他把我的信任当成了提款机，我挨家挨户去给借钱给我的亲戚们鞠躬，我爸拄着拐杖站在门槛后面，从头到尾没说话。
过了好久，他转身进屋，从枕头底下摸出两千块钱，那是他住院的钱，他把钱塞到我手里，说：“先还人家的。”
我说不出话。
那天晚上，林红梅坐在缝纫机前，背对着我。
房间里黑着灯，她的手搭在机器上，一遍遍地摸着，蓝布没掀开，她只是把手搭在上面，就那么坐了一整夜。
她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台缝纫机，她本来就准备卖了，连买家都找好了。
可她知道那台机器卖了也填不上窟窿，才留着没动。
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打算，这些年她从没跟我提过这事。
钱的事是个黑洞，我们谁也不提那台缝纫机，但谁心里都明白，她这辈子想开裁缝铺的梦，是被那笔钱毁掉的。
大巴在乡道上颠簸了一下，我一个激灵醒过来。窗外，远远能看见那片坡地的轮廓了。灰扑扑的，种着几十棵茶树，疏疏落落的，不像个样子。
那片茶树林，这些年我每年都回来打理。
我爹在世时，那片坡地是他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种了一百多棵山茶树，说不指望卖钱，等老了能摘点茶籽、榨点清油也好。
他不在了以后，那片地荒了好多年，老了变得孤零零的，杂草长到人腰深。
三年前，我五十岁生日那年出了点事。
在工地上扛水泥时把腰伤了，躺了半个月，工地管事的嫌我年纪大耽误事，把我调去看仓库，工资少了一截。
那阵子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躺着，望着天花板，想着这辈子算是完了。
等腰好一点，我回了一趟老家，在父亲的坟前蹲了好久。
起身时看见那片坡地的茶树被荒草埋得像一个佝偻的老人，心里忽然堵得慌。
我不顾腰上还裹着护腰，一锄头一锄头把枯草除净，蹲在地里一根一根地给茶树培土。
往回走的时候我在村口的小卖部门口站了半天，老村长递给我一支烟，说：“你爹当年种这片茶林，说是给孙子留的。”我点上抽了一口，烟火在风里明灭了好一阵子。
打那年起，我每年春秋两季都回来打理那片茶树。也没有别的想法，就像去看我爹一样，总觉得这些树活着，他就还在。
没想到，这片茶树林，变成了我五十岁之后的转机。
03
堂哥站在村口等我。袖着手，脸上的笑纹堆得很深。
“永贵啊，路上辛苦了吧？走走走，先到家吃饭，你嫂子炖了鸡。”
他比去年又胖了一圈，肚子把棉衣撑得鼓鼓的。
我一进院子闻到香气，堂嫂正在灶房忙活，堂哥拎出半瓶酒摆上桌，招呼我坐下，又端出一碟花生米。
堂哥先给我倒了一杯，也给自己满上。
碰了碰杯沿：“兄弟，你那片坡地的事，村里头通知了好几次，电话里说不清楚，让你回来当面商量。”
我抿了一口酒，没开口。
他伸了伸手指头，慢悠悠地说：“那块地太偏了，坡也陡，又荒了那么多年，村上说按最末等的标准算。”
他说“最末等”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轻松。我端着酒碗没接话，锅里咕嘟咕嘟地响，排骨和萝卜的香气填满了整间屋子。
“我帮你跟村上打听过了，”他夹了一块排骨放进我碗里，“按那个标准，怕是补不了几个钱。路又远，来回车费都要贴进去。”
那块地是我爹留给我的，我爹去世那年分家时村上做的证，写着我的名字。我爹说，那片茶树林是老梁家的根，留给你守着。
“不过呢，”堂哥压低声音，“村上有个人，搞开发的，想一起把村西头那片地收过去。你要是信得过哥，哥替你去谈，多多少少还能再添点。”
我碗里的酒晃了一下。
信得过哥。这四个字，让我忽然想起另一个人来，蔡浩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永贵，你要信得过我，这笔钱投进去，包你三年回本。”
我低头扒了一口饭，说：“不急吧，过完年再说。”
堂哥的脸色微不可察地暗了一下，马上又笑了，夹了一块更大的排骨放我碗里：“也行，你先回去过个好年，开了春再办也不迟。”
饭后，他拍着我的肩膀送我出门。
我往老屋走，越走心里越闷。
那片茶树是我爹一棵一棵种的，这些年我腰伤犯了跪在地里锄草，身边连个人递口水都没有，现在忽然冒出这么多人来惦记了？
我掏出手机想给儿子打个电话，又想了想算了。
一个人蹲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把那支兜里放皱了的烟摸出来点上。
烟头的火点在风里明明灭灭，雪地刺得眼睛酸。
远处那片坡地的轮廓被雪盖住了，看起来和旁边的荒地没什么两样。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乡土地所。
值班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戴着眼镜，翻着我递过去的宅基地证和山林权证，又调出电脑里的图档，核对了一会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梁永贵？你堂哥前天也来问过这块地的事。”
我心里一动。
“他说他是替你咨询的。”小伙子说，“这地块涉及两亩多，因为是有经济林附着物，评估标准比普通荒地要高不少。中间人来谈，怕是给你的报价比对半还低。”
他推了推眼镜，又说：“按现在的征收政策，补偿款可以到二十万出头。要是你愿意等调解，兴许还能多点。”
二十万出头。
我手里那支烟烧到了指根，烫得我一哆嗦，才回过神来。
二十万出头是什么概念呢？
我帮人看仓库一个月挣两千五，一年存一万多，不吃不喝要存十几年。
我走到走廊尽头，推开窗户透气。
外面是白茫茫的田野，冷风一下子灌进来，吹得我眼眶发干。
这个数字在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可是堂哥为什么要跟我提“最末等”？
他半夜在阳台上压低声音打电话时说的那句话，此时在我耳朵里回响了一遍又一遍：“那片地我弟八成不知道行情，到时候你配合我压压价，到手分你两成。”
我一直对自己说，那是我听岔了。
也许他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可“分你两成”四个字像一根刺，扎在心上，怎么也拔不出来。
我在地里蹲了一会儿，用指甲抠着土，那几棵茶树在寒风里抖着叶子，像是我爹在摇头叹气。
我掏出手机拨了林红梅的电话，响了三声就接起来，她声音有些警觉，她问：“出什么事了？”
“没有，”我说，“我爹那片茶树林，要征收了。”
电话那头顿了顿：“补多少？”
“够给咱解决不少事。”我没说具体数，“等手续办下来我就回来。”
她沉默了一会儿：“别让人坑了。上回蔡浩的事，你这人就是心太软，拉不下脸。”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蹲在地头又待了很久。
我不能让堂哥替我去谈。他给出的那条路看着是兄弟情面，实则步步都是坑。我必须自己去跑这一趟。
04
我在乡里住了四天。
那四天，我骑着堂哥家那辆破自行车，跑了三趟乡土地所，又坐班车到县里去了一趟。
政策条文我看不懂，就拿着放大镜一条一条地读；表格不会填，就让人家小伙子教，一笔一划地写。
头一回人家说缺材料，我回乡里补；第二回说章盖错了，我又跑回村上重新盖。
那四天，我兜里揣着两个冷馒头，饿了就蹲在乡政府门口的台阶上啃一口，渴了就拧开水龙头灌两口凉水。
到了第四天下午，手续终于齐了。走出乡政府大门时，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夕阳照在脸上暖烘烘的，我忽然想，我爹要在世就好了。
回到村口，天已经擦黑。
我还没进堂哥家的院门，就听见里面有说话声。
我脚步放轻，贴着墙根走近了几步，窗户半开着，堂哥的声音很低，带着几分不耐烦：“我那堂弟死脑筋得很，我今天跟他探了口风，他还想等等看。我看他那意思，是想自己跑去县里问。”
另一个声音口音生硬：“他要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片地的产权手续不全，你手里那半份承包协议，到时怎么扯都由我们说了算。”
堂哥压低声音：“行了行了，我知道怎么弄。”
那声音又说：“补偿款下来之后，答应我的……”
堂哥打断他：“少不了你的，说好的两成就是两成。”
我站在窗根底下，血往脑门上涌，手扶着墙，指甲几乎扣进墙皮里。
又是两成。
这话跟当年蔡浩说的一模一样。
当年蔡浩跑路之后，过了大半年我才从别人嘴里听说，他早就跟运输公司的回扣点串通好了。
没有一个人把梁永贵当人看。
我攥了攥拳头，又慢慢松开。
不能进去，进去一拍两散，什么都拿不到。
我退后两步，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定了定神，等心跳平稳了，才咳嗽一声，推开院门走进去。
堂哥坐在堂屋里看电视，听见动静抬起头，目光飞快地闪了一下，脸上很快堆起笑：“永贵？你这一天跑哪儿去了？饭菜给你留着呢。”
“去镇上买了两包烟，转了转。”我抖了抖手里的塑料袋，“哥，年前你是不是去县里开会？把我那片地的审批表顺路捎上去得了，省得我多跑一趟。”
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我预想中的犹豫，反而答得很爽快：“行啊，你给我，我明儿正好上去开会，顺手给你递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叠好的表格，递过去的时候，手没有抖。
他接过表瞟了一眼，收进了皮包夹层里。
那天夜里娘睡在西屋，我躺在东屋炕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黑黢黢的屋梁看了半宿。
第二天一早，堂哥骑摩托去了县里，我把院子扫完，就往村委会去了。村支书正在院墙下晒太阳，看见我来了有些意外。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也没兜圈子：“叔，我爹那片坡地征收的事，除了村上盖章，还有没有别的得办？”
村支书看了我一眼：“你堂兄说要替你跑手续，没跟你说？”
“他说了。我这不是怕耽误嘛，想着多问一句也稳当。”
村支书沉默了一阵，把那块戳在门槛上的红公章收了起来，半晌才说：“那块坡地上除了你那片茶树林，靠西角还有一小块地是你爹当年跟邻村换的，手续不齐全。你堂哥前阵子来村委会好几趟，专门问的就是那一小块地的赔付归谁。”
“归谁？”
村支书顿了顿：“按政策，谁手里有承包协议就算谁的。”
我心里一沉，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踉跄了一下，差点没站稳。
那半份承包协议，我在堂哥家窗根底下听了一耳朵的就是这东西，原来不是他胡编的，他手里真有一份字据。
他手上那份字据，怎么会来得这么巧？
当年我爹弥留之际，我到处借钱给爹治病，没顾上注意堂哥单独进过几次病房。
他哄一个不识字的老头签个字，太容易了。
那字据上的字是不是我爹的笔迹，我都不敢想。
我胸口那口气堵着，进了村委会办公室想要一张复印件，村支书摆摆手说：“那张协议复印件你堂哥拿走了，原件也说是替你保管，我这里只登了个记。”
我走出村委会大门，站在太阳底下，脑子慢慢地转着。他手里有那张协议，就算我把征收手续跑齐全了，只要他不松口，那一小块地就扯不清。
晚上，堂哥从县里回来，进门时笑呵呵的：“今天碰上乡上的领导了，我替你问了，说是年前能批下来。”
我从饭桌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桌上摆着一瓶酒，两个杯子，几只碗。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倒上，举杯时腕子上那条老链子晃得我眼花。
他笑着说：“兄弟，过了年你那边也就安生了。”
我端着酒杯，看着酒水在玻璃杯里晃。
他坐到我对面，夹了口菜，又开口：“那块坡地的事，哥跟你实话说吧，县里评估那个数，是够你花几年的。但我建议你别声张，财不露白嘛。”
他说这话时笑着的，笑容底下看不到半点心虚。我看着他的笑，心里忽然一阵说不出的难受。
我端起了杯子，碰了一下他递过来的酒杯，说：“哥，你说得对，财不露白。这杯我敬你。”仰头一口干了。
放下杯子时，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我打算用除夕那顿团圆饭，来换他在协议上松口。
钱是身外之物，但那口气不能咽。
我爹当年留下的地，不能就这么白让他拿去一截。
钱他可以分走，但里面的缺口我要补回来。
我需要钱。
儿子的婚房，老伴的腰，还有欠了五年的债。
这笔钱不是讲兄弟情的时候，是全家翻身的唯一指望。
可我不能跟他硬来。硬来，他手里的那份字据能拖死我。我只有一条路，让他心甘情愿把那块地吐出来，还要把原本该属于我的那份完整拿回来。
05
除夕这天，我没回去。
我给林红梅打电话说乡下的手续还有点尾事要收，可能要待到初几。
她没多问，只说了句“别喝太多”，顿了一下，又说：“你衣裳穿够了吗？老家冷。”我说穿够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发了一会儿呆。
天阴沉沉的，远处有人家已经开始放炮仗，零零星星的，像是在练声。
堂哥家院里飘来炖肉的香气，一浪一浪的，勾着人的馋虫。
黄昏时，堂哥果然来叫我：“永贵，年夜饭都做好了，过来一起吃。”我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说：“哥，这顿年夜饭，我请你去镇上吃。”
他愣了一下：“大年三十镇上哪有馆子开门？”
“有一家。”我说，“我前几天去过，老板是咱村嫁出去的姑娘，说今年不关门，专做熟客的生意。”
他犹豫了一下，大概觉得大年三十出去吃饭有些奇怪，但看我坚持，还是回屋跟堂嫂说了一声，披上大衣跟我出来了。
镇上离村三里路，我骑车载着他，冷风顺着领口往里灌。
他坐在后面，忽然感叹一句：“永贵，咱兄弟俩可有好些年没一块过年了。”
我没接话，只是更用力地蹬了一下脚蹬。
小饭馆里果然亮着灯，老板娘在灶上炖了一锅酸菜白肉，热气腾得满屋都是。
我们要了一瓶白酒，两个小菜，面对面坐下。
我给堂哥倒满了一杯，又给自己倒满，窗外的雪越来越大，扑簌簌地打在窗玻璃上。
路灯的光穿过雪幕，把街上那棵光秃秃的杨树的影子投在桌面上，像一道弯曲的裂痕。
酒过三巡，堂哥的脸红起来，话也多了。
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我爹当年怎么带他上山采药，怎么教他认识山里的草木，说得自己眼眶都有点红。
我听着，没有打断。
等他说完，我端起酒杯：“哥，我爹对你不错，我知道。”
他点头：“你爹就是我半个爹。”
我喝了一口酒，慢慢开口：“那你手里那半份承包协议，是不是该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酒杯停在嘴边。
空气像是一下子凝固了。他咽了一口唾沫，眼珠子动了动：“什么承包协议？你听谁说的？”
“村支书跟我说的，说那块西角地，你那边有半份协议。”我又给自己续了一杯酒，“哥，我爹当年认字不多，趁他住院时让他按个手印，很容易吧？”
他的脸色变了。
“永贵，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替你保管那份字据……”
我放下酒杯，直直地看着他：“哥，大年三十，我不跟你吵。但我得把话说明白，那块地是我爹留给我的，他生病那年借的钱都是我求爷爷告奶奶借的。你知道我在医院走廊睡了多少个晚上？你知道我为了借钱给人跪过磕过头吗？”
他没有说话，筷子搁在桌面上，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雪落的声音。
我压着嗓子，一字一句地说：“那半份协议，你留着也没用。你手里那块西角地，跟旁边的坡地一起征收，评估才多出一万多块钱。为了一万块钱，你打算把咱爹留给我的念想都拿走？你打算让咱村的人都看你笑话？”
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目光闪躲。好半天，才低声说：“永贵，不是哥贪心……这不日子也紧嘛……你嫂子没工作，孩子上学开销也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