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陆弃
9月4日，马来西亚砂拉越州西连县因严重烟霾进入紧急状态。当日当地空气污染指数（API）一度升至521，超过500的紧急状态门槛，首府古晋的指数也达到311。受影响地区大批学校停课，部分非必要户外和施工活动被暂停。与此同时，新加坡24小时污染物标准指数（PSI）重新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该国自2023年10月以来因烟霾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这场危机的源头并不在马来西亚，也不在新加坡，而是数百公里之外的印度尼西亚。来自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森林、泥炭地火灾产生大量烟尘，在干燥天气和季风气流作用下跨境传播。到今年年中，印尼多地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20万公顷，学校停课、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公共机构启动应急措施，原本属于一国境内的火灾，最终演变成整个区域共同承担的空气污染问题。
烟霾危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恰是它并不新鲜。东南亚跨境烟霾已经持续多年，每逢干旱季节便可能重新出现。为什么一个各国都经历过、也反复讨论过的问题，依然没有被真正解决？答案并不复杂：火灾发生在主权国家境内，但空气污染却不承认国界；造成火灾的经济活动往往具有地方性，而承担污染成本的却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城市、学校和普通家庭。
印尼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中的露天焚烧，是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尤其在泥炭地，地下有机物一旦持续燃烧，火势不容易被迅速扑灭，还会产生大量烟尘和温室气体。更麻烦的是，火灾背后牵涉土地所有权、农业开发、企业利益和地方就业，单纯依靠消防部门灭火，只能处理结果，无法处理火灾为什么不断发生。
这也是跨境烟霾治理最棘手的地方。一个地方政府如果严格限制焚烧，可能增加企业和农户的生产成本；如果执法不够严格，污染就可能被风带到邻国。污染的成本由谁承担，治理的成本由谁支付，责任如何认定，企业造成的损害如何追究，这些问题只要没有形成稳定的区域机制，烟霾就很难真正消失。
从目前的情况看，印尼并非完全没有采取行动。印尼政府已经对涉嫌纵火和土地清理焚烧的人员展开调查，也对部分涉事企业采取措施。卫星监测显示，8月以来印尼仍存在大量火点，部分地区火灾与非法土地清理有关。问题在于，当火灾规模达到数十万公顷时，单靠事后追责已经远远不够。真正有效的治理必须从土地管理、企业监管、泥炭地保护和地方执法一起入手。
马来西亚宣布紧急状态，则说明跨境烟霾已经从环境议题转变为公共安全和政府治理议题。API超过500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空气不好”，而是意味着政府必须采取更强的行政措施。学校停课尤其具有象征意义：当空气污染严重到影响儿童正常接受教育时，环境问题已经直接进入社会运行的核心领域。
新加坡的反应则体现出另一种特点。这个城市国家自身土地有限、森林火灾规模极小，因此每次遭遇严重烟霾，都更加凸显其对周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9月4日，新加坡部分地区24小时PSI突破101，进入“不健康”区间；国家环境局随后启动每日烟霾预警机制，并提醒公众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对新加坡而言，空气质量本身就是城市竞争力和公共治理能力的一部分，跨境烟霾因此不仅涉及健康，也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形象。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气候条件可能让这种危机更加频繁。干旱、高温、异常天气会降低植被和泥炭地的含水量，使火灾更容易发生，也让烟霾持续时间更长。一旦自然条件与人为焚烧叠加，原本局部的农业火灾就可能迅速扩大。东南亚面对的已经不只是某一年“火烧得特别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重新设计区域土地和森林治理体系。
因此，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某一次烟霾出现之后各国如何应急，而是平时如何共同预防。卫星监测可以共享，火点数据可以共享，跨境消防合作可以强化，对企业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建立更明确的责任追踪机制。更重要的是，应当让污染制造者承担更高成本，让保护泥炭地、减少露天焚烧真正具有经济收益。否则，只要焚烧仍然是低成本的土地开发方式，烟霾就会在下一次干旱季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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