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朝亡了，军饷还发不发？”这类问题，才是当时各地军营最现实的焦虑。对普通士兵而言，朝廷、皇帝和旗号都很遥远，能不能领到粮饷，家人有没有安置，才决定他们下一步做什么。
晚清军队数量看似庞大，实际成分十分复杂。所谓百万清军，既包括八旗、绿营，也包括新军、地方防营和临时编练的部队。真正装备近代武器、接受新式训练的正规军，大约只有十几万人。其余许多人平日承担守城、巡防、运输等任务，战斗力并不相同。
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是不少八旗驻防部队。清军入关后，朝廷在全国要地设置驻防八旗，形成了许多“满城”。这些部队曾是统治地方的重要依靠，但经过两百多年承平生活，军纪和训练逐渐松弛，生计也越来越困难。
辛亥革命爆发后，成都、杭州、广州、荆州、乍浦等地的八旗驻军，有的选择缴械，有的接受改编。成都的情况颇有代表性。当地旗兵长期依靠朝廷供给，清末裁汰和停发旗饷后，许多人生活陷入困顿，继续抵抗既缺乏兵力，也缺乏意愿。
成都将军玉昆没有把局面推向死战。据相关记载，当地谈判涉及发放饷银、处理住房、安排旗民就业等问题。对这些士兵来说，放下武器并不只是政治表态，也是一种谋生选择。有人后来改做生意，有人学习手艺，原有的军事身份便慢慢淡出。
但并非所有驻防军都如此平静。南京、福州、西安等地的八旗部队曾进行抵抗。1911年10月22日，西安新军和地方力量发动起义，满城战事持续多日。西安将军文瑞自杀，部分将领战死，满城房屋遭到严重破坏，八旗军在当地的组织由此彻底崩解。
南京的清军也曾试图守城。1911年11月，起义军进攻南京，江宁驻防八旗与清军共同抵抗，最终失败。有人逃离，有人投降，原本拥有特殊身份的驻防军，未能凭借旧有名号改变战场结果。
绿营的命运又不同。它本是清朝在各地设置的常备军，兵员多来自汉人。清初，绿营曾在平定三藩等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到了晚清，因训练废弛、装备落后，逐渐被湘军、淮军以及新军取代。
也正因为绿营在镇压辛亥革命中并非主力，许多部队没有背负严重的政治仇怨。清帝退位后，一部分绿营被裁撤，另一部分改编为巡防营、警卫队和地方治安力量。民国初年的警察、卫戍系统中，能够看到不少绿营旧人的身影。
真正改变清朝命运的，是新军。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开始推动军事改革，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成为新式陆军建设的重要开端。新军采用新式操典和武器，军官多出自武备学堂，部分人还曾留学日本，思想和见识都不同于旧式营兵。
湖北新军就是典型。1911年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中既有革命党人，也有同情革命者，还有大量观望士兵。真正开枪起事的并非全军一致行动，而是少数骨干先行，随后局势迅速扩散。清廷调兵镇压时，许多部队已经不愿为旧王朝拼命。
武昌起义后，各省新军纷纷响应。陕西、云南、贵州、福建、广东、江苏等地的军事力量相继易帜，新军由清朝维持统治的工具，变成了推翻清朝的主要武装。这个转变很关键：旧王朝最现代化的军队，恰恰掌握了结束旧王朝的力量。
不过，新军也没有整体“归于革命”。清帝退位后，北洋新军成为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袁世凯凭借北洋军控制北京政府，许多原清军军官继续掌握兵权，换了旗帜，却没有离开军队。后来民国长期的军阀纷争，正与这批军事力量的延续密切相关。
因此，1912年后的“百万清军”，没有一个统一去处。八旗多被解散或改业，绿营部分转入警察和地方治安系统，抵抗失败者死伤、逃亡，革命新军成为民国军队骨干，北洋军则保存了最完整的组织和装备。朝代可以在一纸诏书中结束，军队的派系、人员和枪械，却会继续影响此后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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