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十六日，六十五岁的刘伯温在青田老家悄然离世。
关于他去世的原因，六百多年来始终重重迷雾。
据《明史》记载，洪武八年正月，刘伯温感染风寒，朱元璋派丞相胡惟庸携御医前往探望。
可刘伯温服药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急剧恶化，”有物积腹中如拳石“，疼痛难忍。
为此，他强撑病体入朝，向朱元璋委婉提及服药后的异常反应，但朱元璋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疾病磨人，勿苦之”，让他“好好养病”，并未深究。
四个月后，刘伯温撒手人寰。
刘伯温之死，究竟是自然病故，还是胡惟庸借机下毒，抑或是朱元璋借刀杀人？
史学界众说纷纭。
但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的框架，从封建帝王的政治逻辑和明朝初年的权力结构来审视，就会发现：
无论朱元璋是否直接下令，刘伯温之死都符合他巩固皇权、为子孙扫清障碍的深层政治考量。
要是这样看来，朱元璋的做法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正确的！
从“吾之子房”到“功高震主”
说到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关系，其实是一场从相互欣赏到最终决裂的完整过程。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伯温应召投奔朱元璋。
虽然他加入的时间比李善长、徐达等淮西旧部晚，但他凭借超凡的战略眼光迅速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谋士。
他曾为朱元璋制定了“先灭陈友谅，再除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的统一蓝图。
并在鄱阳湖大战中精准判断风向、建议火攻，助朱元璋以少胜多，一举歼灭陈友谅。
朱元璋曾公开称赞他：“吾有天下，半由刘基”，甚至将他比作自己的张良。
然而，刘伯温的这种才智和睿智，在战时是一把利器，在治世就是朱元璋最大的忌惮。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第一时间就对刘伯温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刘伯温只被封为“诚意伯”，年俸二百四十石。
而与他功劳不相上下的李善长却被封为韩国公，年俸四千石，且爵位世袭。
那种悬殊的待遇差距，清晰地表明：在朱元璋心中，刘伯温始终是一个“工具性”的外人，而非嫡系心腹。
朱元璋出身淮西，乡土观念极重，核心权力圈几乎全是濠州旧部。
刘伯温是浙东文人集团的领袖，始终被排斥在那个圈子之外。
而更令朱元璋不安的是，刘伯温的智谋实在太过高明，甚至能与诸葛亮相提并论，那样的才智，让乞丐出身的自己十分不安。
于是，有了不安好心的计划。
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
关于刘伯温之死，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被卷入到了派系之争。
明朝初年的朝堂上，当时主要有两派：
一个是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集团；另一个是以刘伯温、宋濂为首的浙东集团。
两派相互制衡，是朱元璋最乐于看到的局面。
刘伯温当时担任御史中丞，执法严明，不避权贵，多次弹劾淮西勋贵，得罪了大量功臣。
当朱元璋询问他对几位重臣的看法时，刘伯温直言不讳：
杨宪“有相才，无相器”；汪广洋“褊狭浅薄”；胡惟庸最为糟糕，“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翻车坏事”。
这番话，后来被朱元璋有意无意地传到了胡惟庸等人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