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迎来哪些变化？专访刘志祥

2021年10月，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成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2026年恰逢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十周年。

近年来，这里发生了一场深刻蜕变。三江源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维持在62%以上，平均出境水量达722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出境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及以上，其中Ⅰ类水质比例接近40%。

202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施行，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近日，南都记者跟随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宣传活动来到青海省，此次宣传活动主题为“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 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在接受南都专访时表示，国家公园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让园区规划、用途管制、资源监管、执法监管不再仅仅依靠行政协调，而是有法可依、权责法定；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建设”明确写入法律，为三江源的保护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一专一综”两部法律构成的双重法治框架，标志着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全方位、体系化、法治化保护新阶段。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拍摄的扎陵湖风光。新华社记者 吕雪莉 摄

国家公园十年建设探索管理、资金、牧民岗位等搭建完整保护体系

南都：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从事生态保护工作这段时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刘志祥：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从事生态保护工作，我的感触很深。

作为“中华水塔”，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前些年草场退化、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收缩等问题比较突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通过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野生动物保护等一系列系统性举措，草场逐步恢复，湖泊湿地面积持续扩大，藏羚羊、雪豹、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随处都能看见万物共生的景象，生态向好的变化肉眼可见。

最大的感触是当地牧民群众身份的转变。过去牧民依靠草原放牧生存，如今上万名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领取到国家生态管护补助，开展巡山护草、监测巡护、救助受伤野生动物，从草原的使用者变成生态守护者，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局面。

三江源国家公园平均海拔四千多米，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开展野外巡护条件很艰苦，但这里守护着全国乃至东南亚的水安全，生态地位无可替代。身在高原，每一次深入园区一线，看着绵延的雪山、清澈的源头活水，就明白我们所有辛苦都有意义。建设好、管护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守住这一方生态净土，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留给后代绿水青山的使命。

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完善长效保护机制，用好科技监测手段，联动各方力量，持续巩固生态保护成果，守护好中华水塔。

8月15日，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以“法典护航江源生态 法治守护中华水塔”为主题的2026年玉树州“守护中华水塔”生态文明宣传月暨8·15全国生态日州主场活动在玉树市格萨尔广场举行。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致辞。

南都：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五周年、体制试点启动十周年。十年间，三江源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刘志祥：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第一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经过十年的探索实践，基本形成了法治护航、统筹兼治、创新驱动、惠民共赢的格局。

首先，构建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突破传统条块分割、管理分散的模式，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省州县乡村五级管理实体。

其次，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管控制度。我们颁布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试行）》，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探索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形成法律监督与行政执法紧密配合的保护合力。发布系列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指南地方标准，制定13个管理办法，构建“1+N”政策制度体系。

此外，我们争取了财政政策。先后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门禁系统、生态保护监测设施、科普教育服务等多个建设项目。

我们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为两万多名牧民实现增收，牧民从草原利用者变为生态保护者与改革红利获得者。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全国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损失补偿试点，积极探索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的有效路径。

南都：藏羚由濒危降为近危、雪豹由濒危降为易危，野生动物种群显著恢复。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管理局做了哪些工作？

刘志祥：从2016年体制试点开始，我们就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广运用先进技术，完成黑土滩、黑土坡、退化草原、沙化土地、湿地等治理修复面积850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控5730万亩，国有林非国有林管护82万亩。

正式设园后，我们加大野生动植物调查力度，完成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工作。在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青海大学等机构支持下，编印完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本底调查技术报告》，出版发行《三江源野生动物图谱》《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维管植物图鉴》。

数智化方面，建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大数据平台”“三江源巡护APP”，管护员可通过APP报送巡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突发情况，形成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监管机制。投资开展了雪豹、藏羚羊迁徙两个智慧监测项目，为下一步实时动态掌握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变化情况奠定基础。此外，我们严格落实长江禁捕措施，印发有关加强水生生物放生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保持严管态势，消除非法捕捞隐患，推进水生生物保护，确保国家公园生态安全。

次丁（左）和更尕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巡护。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依托“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机制，次丁和更尕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一边捡拾垃圾，监测水源，观察植被，一边用镜头捕捉雪豹、岩羊等野生动物的身影……十年巡护路，他们的足迹遍布家乡的草场与河岸，手中的镜头也始终聚焦这片土地的生灵与变迁。新华社记者 齐芷玥 摄

2.08万牧民变身“生态卫士”三江源“一户一岗”如何实现保护与增收双赢？

南都：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牧民完成了从“草原利用者”到“生态守护者”的身份转变。牧民们的反响如何？

刘志祥：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建立，使生态管护成效日益显现。“一户一岗”为牧民提供稳定岗位和收入，直接提升牧民收入水平。管护员岗位优先聘用当地牧民，既解决牧民就业，又通过“家门口的岗位”强化牧民对生态保护的认同感，实现“守护生态”与“改善生计”的双赢。

此外，为广大牧民充分参与生态保护提供了相对可靠、稳定的平台，有效调动了牧民参与生态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如今，园区牧民群众世代居住的家园，生态环境得到了更加有力的保护，同时，牧民的收入得到新的增长，生产生活得到改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队员才仁多杰在给被救助的藏羚羊幼仔喂奶。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AI识别3.8万次野生动物无人机如何巡护无人区？

南都：生态监测与信息化建设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三江源的“数智化”建设进展如何？

刘志祥：三江源“数智化”建设，核心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目前正在探索实现从“人防”到“技防+智管”的跨越。

天基层面，卫星遥感已实现园区2米级月度有效覆盖和亚米级年度覆盖。空基层面，部分重点区域已部署无人机集群和热成像系统，在雪豹监测区、藏羚羊迁徙廊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空中巡护。

地基层面，在可可西里、扎陵湖等16个重点区域建设了远程红外视频监控系统，覆盖近8000平方公里；管护员通过藏汉双语App开展常态化巡护，高峰期日均上传数据达2000余条。

数据中心层面，建成“一个数据中心、两大智能平台、五大业务应用系统”的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个数据库、1.1亿条数据、65.7TB数据资产。

智能化应用层面，AI识别已累计正确识别野生动物影像超3.8万次，覆盖26个珍稀物种，累计触发AI识别超过15万次。目前正全面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建设方案（2025—2027年）》，深化AI大模型应用，完善“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智慧化管理模式。

刘志祥在查看监控数据。

南都：从“人防人治”到“智防智治”，科技手段的应用给一线管护工作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刘志祥：科技手段带来的改变，首先是巡护效率大幅提升。过去靠两条腿跑、靠肉眼看的传统模式被彻底改变。卫星在天上看、无人机在空中飞、红外相机在地上拍。传统变化图斑核查任务由原先五十余天缩短至一周完成。

其次是管护风险显著降低。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的无人区，过去管护员骑马、骑摩托车等巡护一走就是几天，如今通过远程监控和无人机巡护，就能实时掌握园区动态。

还有一点是，预警处置从被动转向主动。园区监管从“人找问题”变为“数据找人”，形成“监测—发现—派发—核查—反馈”的管理闭环。管护员通过终端实时接收预警信息，日常巡护路线规划更加合理，现场处置响应更加高效。

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卓乃湖一角（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三江源迎“最严”保护期？擅入核心区罚10万，重大事故最高罚2000万

南都：国家公园法2026年1月1日施行，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施行，两法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方面带来哪些影响？

刘志祥：国家公园法作为我国国家公园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体系化法典，一专一综、相辅相成，构建“国家公园专项立法+生态环境基础性法典”双层法治框架，对我们19.07万平方公里源头生态系统保护带来全局性、深层次变革。

首先，管理体制由试点探索转向法定定型。过去很多机制依靠政策推动。现在国家公园法以法律形式确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明确国家公园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厘清管理机构、地方政府、各相关部门权责边界。结合生态环境法典关于生态保护、跨区域协同治理要求，能够有效破解跨流域、跨区域生态监管协同难题。对三江源国家公园而言，意味着园区规划、用途管制、资源监管、执法监管不再仅仅依靠行政协调，而是有法可依、权责法定，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体制长期稳定运行。

其次，空间管控更加清晰严格，分区保护制度全面法定。国家公园法明确划分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实施差异化管控：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依法有限开展生态体验、科研监测、科普教育等。生态环境法典强化生态空间管控、生态环境准入、生态修复刚性约束。

落实到三江源国家公园，我们将以此为标尺，优化园区功能分区管控清单，从严整治非法穿越、无序开发等行为。通俗来讲：无人区绝不等于无法区，任何破坏江源冰川、湿地、高寒草甸、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活动，都将承担清晰、严厉的法律责任，源头生态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底线得到法律硬约束。

南都：对于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两新法施行后在处罚和执法上有什么具体升级？

刘志祥：长期以来，执法监管面临法律法规分散、法律适用衔接难等问题。国家公园法专门设置法律责任章节，明确管理机构行政执法职责；生态环境法典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统一行政处罚标准、生态损害赔偿规则。

比如，依据《国家公园法》规定：擅自进入核心保护区开展禁止类活动，处10万元以下罚款；属于违法修筑设施或者进行工程建设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生态破坏的，处罚区间达到100万元-500万元。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整合各类生态环保罚则，对水体污染、固体废物倾倒、生态破坏事故设置梯度化高额处罚，特别重大生态环境事故最高可罚2000万元，同时实行从重处罚规则。

今后，我们在联合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跨区域协同执法时，法律依据更加系统统一，非法捕捞、破坏植被、污染水源、非法穿越等违法行为，不仅行政处罚上限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刑事追责、公益诉讼机制衔接更加顺畅，真正实现“违法必究、损害必赔”，有力扭转过去“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困境。

南都：法律在严格保护的同时，对当地牧民的生计和社区共建等有哪些安排？

刘志祥：两部法律都坚持全民公益性理念。国家公园法专门设立“参与和共享”章节，鼓励社区参与保护，支持设置生态管护岗位、规范生态特许经营；生态环境法典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公众参与制度。

三江源国家公园20843名生态管护员“一户一岗”机制、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等实践，今后可以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化推进。我们将依法完善管护岗位管理，拓宽多元化生态补偿渠道，推动长江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延伸覆盖三江源国家公园，让当地牧民群众从生态保护中持续稳定受益，真正实现保护者受益、受益者参与保护，走好高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此外，按照法律要求，三江源国家公园系统开展黑土滩治理、湿地修复、水源涵养提升、野生动物栖息地连通等工程有了法定依据。法律明确支持国家公园开展科学考察、长期生态监测，推动“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建设。同时法定要求开展自然教育、生态科普，推动三江源国家公园更好履行全民公益性使命，向全社会讲好三江源生态保护故事。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