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393：价格的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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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杜甫

公元1393年，在凤阳农民之子朱元璋于南京紫金山昭告天地二十六年后，他终于搞清楚了这个帝国究竟有多少可耕种的土地：大明的行政官僚耗费了六年时间把每一户的人丁、每一块田地的四至与面积，都登记在案了。

这也不禁让人想起了300年前，征服英国的法国人：威廉一世普查全英格兰土地的《末日审判书》，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面积为英格兰的30倍，人口约为50倍。

大一统王朝的效率，令后世的经济史家叹为观止——它同样也奠定了此后五百年中国财政的根基。普查完成之后，这个立足于农业的帝国田赋总额被核定为一个固定数字，即约850万倾土地上的各色收成，史称“原额”。

作为一个农民出生的封建王朝开创者，朱元璋在建元之后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积极投身于维持明王朝的社会关系静态化，这一方面可能源自对于底层阶级的朴素同情，稳定也诚然是经历了266年兵荒之后劳苦大众的最大一致需求；另一方面，农业赋税的上限也从账面的数字上，尽可能的确保后来者向儒家理想中上古尧舜一样的贤王靠拢。

无论如何这个数字一旦确定，便成为不可轻易更改的祖制。此后，无论人口如何增长、经济如何变迁、物价如何波动，这个“原额”都像一块磐石，纹丝不动。换句话说，大明王朝在开国的第二十六年，就给自己上了一把锁。这把锁锁住的，是国家“收钱”的上限。

而它锁不住的，是两百年后，百姓“买粮”的上限。

国家的账本——静态农业社会下被锁死的上限

要理解这把锁的分量，不妨先看一个数字。

经济史家梁方仲曾统计过明代每亩田地的征粮额：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平均每亩征粮三升四合六勺；弘治十五年，四升三合；万历六年，三升八合。三个数字，跨越一百八十年，却始终在一个极窄的区间里打转。正赋之轻，轻得令人意外；正赋之僵，也僵得令人意外。

这不是偶然，而是制度使然。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把这种制度称为“原额主义”——税收的额度一旦确定，便长期冻结，缺乏弹性，无法随经济的变化而调整。他在《万历十五年》中更进一步，把这种困境概括为“缺乏数目字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竟然无法用精确的数字来灵活地管理自己的财政。

最新的量化历史研究重建了明清两朝五百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序列，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长期冻结在四千万两白银上下，几乎纹丝不动。这个数字，被经济史家称为“冻结的财政定额”（frozen fiscal quota）。

洪武、永乐朝土地赋税收入基本达到全明朝最高

注：图片来源《Fiscal Revenu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1368–1911 CE): A Quantification》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定额的起点。洪武朝让明朝财政起步于一个高位，永乐五年（1407年）触及巅峰——那一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五千一百二十八万石米，可查明代数据的最高值。此后，财政便一路下行：永乐朝已见明显下滑，宣德、正统年间因军屯衰落、宝钞滥发而跌至谷底，最终酿成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

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初就触及了自己财政的天花板，此后再也无力突破。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而更深的困境在于结构。明代财政高度依赖土地税，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六。这是一种“重农主义”的锁定——与宋代、元代那种倚重商业与金融的"重商主义”财政渐行渐远。黄仁宇所谓"缺乏数目字管理"，其根源正在于此：一个把财政命脉系于土地、而非系于商业与金融的王朝，注定无法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发展出灵活的财政工具。

货币的失败，是这一困境的缩影。明初发行“大明宝钞”，本意是以纸币替代铜钱、白银，却因滥发而迅速贬值——从1376年到1413年，短短三十七年间，宝钞贬值了百分之九十八点八。政府既不肯用宝钞收税，也不肯兑付，最终信用崩溃。明代铸铜钱的数量又极少，铸币税收入几乎为零。对比之下，十六世纪的英国，仅铸币税一项的利润就高达财政收入的近两成。

百姓的账本——被极端气候击穿的下限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国家的账本，转向百姓的账本。

万历年间，海瑞与沈榜留下了两份珍贵的物价记录。据他们所载，在万历初年，一分白银可以买到一斤多果蔬，或者半斤肉，或者一斤酒，或者一斤鳟鱼。肉的标准价格是每斤二分，本土烟草每斤三分，从吕宋进口的烟草则要每斤一钱。这是一个普通百姓尚能负担的物价水平——一分白银虽只相当于三分之一克，购买力却并不微薄。

而粮价，更是这个物价体系的基石。万历初期，江南一带“斗米不过三四分”。陈其德，浙江桐乡的一个普通学官，在回忆自己童年时写道，那时候一斗米不过三四分银子。这个价格，维持了明朝大部分时间的稳定。

然而，这一切在十七世纪被彻底颠覆了。

根据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从三千多部方志里，零星提取出七百七十七份灾荒价格数据，我们得以重建明代三百年粮价的完整图景。这幅图景令人触目惊心：

明朝大部分时间里，大米的正常价格是每斗二十五文到三十文铜钱，折合白银三四分。灾荒年间，粮价会涨到每斗一百文，约为正常价格的三四倍——这是十六世纪晚期之前"标准"的灾荒粮价。

但进入十七世纪，情况急转直下。每斗一千文铜钱，成了司空见惯的灾荒价格。到了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一千文的倍数也开始频繁出现。1640 年，崇祯十三年，是卜正民所搜集的记载中铜钱计价最高的年份——这一年有三十六份记载，大多在一千文到两千文之间，最高甚至出现了每斗一万文。

以白银计价，则更为直观。明朝大部分时间里，斗米的正常价格在三分到四分之间，万历之后涨到四五分。但到了1630年，灾荒价格重新飙升到五十分（半两）；1639年，第一次出现了每斗一两以上的价格；1640年，灾荒价格从半两到四两不等，达到峰值；1643年，最高每斗二两四钱，均价一两六钱；1644年，明朝灭亡的那一年，粮价仍在每斗一两二钱。

注：根据卜正民《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数据整理而来

从万历初期的三四分，到崇祯末年的二到四钱，再到灾荒峰值的最高四两——粮价累计涨幅，超过了百倍。

更令人心惊的是区域的分裂。崇祯年间的持续干旱，华北尤其严重。北方粮价，一度达到南方的十倍以上。同一个王朝，南方尚能勉力维持，北方却已陷入绝境。

陈其德，那个桐乡的学官，在1640年记下了“斗米超过二钱”，1641年记下了“四钱”。他没有记下1642年之后的价格——因为彼时，桐乡已经无米可买。

两条账本的背离——价格的大分流

现在，我们可以把两本账本放在一起看了。

国家的账本：从1393年起，赋税被锁死在"原额"里，四千万两白银，五百年纹丝不动。财政能力停滞，甚至倒退。

百姓的账本：从万历初期的三四分，到崇祯末年的二到四钱，再到灾荒峰值的四两，粮价暴涨百倍。生存成本，被推到了极限。

一条曲线，被锁死在上限；另一条曲线，被击穿了下限。两条曲线背道而驰，中间裂开的，就是大明王朝的"价格大分流"。

这个“分流”，并非中国独有。把它放到全球史的视野里，会看得更清楚。

在十七世纪之前，中国与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大致相当。但此后，英国凭借光荣革命（1688 年）确立的现代财政制度——议会控制征税权、可置信的国债承诺——人均财政收入一路飙升。到十八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均财政收入已是中国的十倍以上。到鸦片战争时，中国人均财政收入，仅为英国的百分之二。

乾隆三十一年（1766）前后约为清朝前期最高财政收入，

此后一路下滑至1850年代

从账本角度看：殖民者带来的税收体系延长了清政府的寿命

注：图片来源《Fiscal Revenu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1368–1911 CE): A Quantification》

换句话说，中英财政能力的“大分流”，在十七世纪就已经出现，比英国的工业革命早了整整一百年。

这才是“价格大分流”的深层含义。它说的不是粮价本身的分流，而是“国家应对价格冲击的能力”的分流。英国能靠财政与金融的创新，吸收价格波动的冲击；而明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价格体系在寒潮面前崩溃。

把明朝的崩溃归因于小冰期的气候。这个解释，比传统的“昏君奸臣”之说更有说服力。但气候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样面对气候的冲击，有的国家能够挺过去，有的国家却崩溃了？

答案，或许就藏在1393年的那把锁里。

1393：鼎盛之年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说：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就在这看似平淡的一年里，明朝的衰败已经埋下了伏笔。

他选择了一个“无大事之年”，来写一个王朝的衰亡。

而1393年，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有大事之年”——朱元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土地普查，给王朝的财政定下了“原额”。这一年，看似是王朝鼎盛的标志，实则是王朝命运的转折。

一个王朝，在开国的第二十六年，就给自己套上了枷锁。这把枷锁，锁住了国家收钱的上限，也锁住了这个王朝应对一切变局的能力。

两百年后，当小冰期的寒潮袭来，当粮价暴涨百倍，这个王朝才发现：它既没有能力多收一分钱来赈济，也没有能力用金融工具来平抑物价。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价格体系在寒潮面前，一寸一寸地崩溃。

1393年锁上的那把锁，最终锁住的，是一个王朝的命运。

这，或许就是“价格大分流”最深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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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大分流” 包含两本账本，

分别是哪两个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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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上银基金所有。

注：全文参考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6 年（增订纪念本）。

2、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

3、卜正民（Timothy Brook）：《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陈佳臻译，九州出版社，2025 年。

4、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 年。

5、管汉晖、马德斌、翟润卓：《Fiscal Revenu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1368–1911 CE): A Quantification》，载陈志武、Cameron Campbell、Debin Ma 主编《中国量化历史》（Quantitative History of China），Springer，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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