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究竟谁赚了？谁又付出了代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AI时代我的人生下半场 ，作者：席春迎博士

——从“新版广场协议”争论，看懂汇率背后的财富再分配

汇率涨涨跌跌，谁的钱包在悄悄变厚，谁又在默默买单？席春迎博士从G20“新广场协议”争议出发，说清人民币升值背后的财富再分配逻辑。读完这篇，你可能不会再只盯着出口新闻看。

一美元兑换6.7元人民币，和一美元兑换7.2元人民币，对一个每天在国内买菜、吃饭、坐地铁的人来说，可能感觉不到太大区别。一碗面还是那碗面，一套房子也不会因为人民币当天上涨1%，第二天就便宜1%。但如果这个人第二天坐飞机去了伦敦、东京或者纽约，事情马上就变了：酒店、学费、机票、奢侈品乃至一家公司、一栋写字楼，突然都变得更便宜了。

反过来看日本就更加明显。这些年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国内很多人的工资、房子、存款，如果全部用日元计算，并没有凭空消失。但当一个日本人拿着自己的积蓄去美国、欧洲甚至亚洲其他国家旅行时，他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国内还是原来的自己，出了国却变“穷”了。

这就是理解汇率最简单的入口。一个国家货币的汇率，不仅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它也是这个国家的劳动、资产和财富相对于世界的价格。

8月31日至9月1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会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正式议程包括讨论全球经济失衡，而就在会议前夕，《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的评论，主张国际社会推动人民币升值，甚至提出类似1985年“广场协议”的协调思路。

文章引用高盛的估算，认为人民币按照实际汇率和经济基本面衡量存在约19%的低估；Brad Setser的估计更加激进。路透今年4月的分析也指出，不同模型对于人民币低估程度存在很大分歧，大致可能在15%-30%的范围。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存在规模巨大的资本流出，这又会对人民币形成相反方向的压力。换句话说，所谓“人民币到底低估多少”，远没有一个19%那么简单。

这场争论真正值得中国关注的不是西方希望人民币升多少，而是另一个问题：中国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一张什么样的资产负债表？

一、货币贬值，出口商笑了，消费者却未必笑得出来

假设一件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内出厂价是670元，当1美元兑换6.7元人民币时，它相当于100美元。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美元兑换7.4元，而企业愿意降低美元售价，那么同样670元人民币的商品，在海外只相当于约91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出口型经济体通常不喜欢本币过快升值。货币便宜，相当于本国的商品、人工和部分资产对外国购买者打了折。出口企业更容易接订单，制造业就业得到支撑，贸易顺差也可能扩大。

但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把自己的东西卖给外国人变便宜了，同时也意味着外国人的东西卖给你变贵了，石油、天然气、芯片、飞机、海外教育、国际旅行以及海外资产，都会变得更加昂贵。所以，货币贬值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很隐蔽的财富转移：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出口部门，却削弱了居民购买世界商品和资产的能力。

日本这些年的情况尤其值得观察。

日元疲弱可以改善日本企业海外利润折算、吸引外国游客，也能够提高日本商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日本居民出国旅行、购买进口商品以及配置海外资产的成本都会上升。近期日元再次接近160兑1美元，日本政府和央行甚至已经把如何阻止日元继续走弱带到了本次G20会议前的政策讨论中。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货币贬值有利于经济，应该把后半句话补出来：有利于谁？

二、那么，货币升值是不是老百姓就一定赚了？

我们把刚才的计算倒过来。假设一家美国公司价值1亿美元，人民币兑美元是7.2的时候，中国投资者理论上需要7.2亿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到6.5，同样一家公司，只需要6.5亿元。什么都没发生，公司还是那家公司，中国投资者却少付了7000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货币升值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面：它提高了一个国家购买全球资产的能力。

不只是企业并购，中国企业购买海外矿山、能源、技术、品牌、酒店、物流网络和生产基地，中国家庭支付海外教育、旅游和进口商品，中国金融机构配置美元、欧元和日元资产，理论上都会因此获得更强的购买力。

所以从居民财富角度看，本币升值并不天然是一件坏事，它实际上意味着，同样100万元人民币能够购买更多世界。

过去我们讨论人民币汇率，往往首先想到出口，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一个国家主要依靠低成本制造、出口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完成工业化时，汇率过快升值确实可能打击出口利润和就业。但是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全球化经营以后，汇率的另一面会越来越重要。

以前中国企业考虑的是：怎样把一台机器更便宜地卖到国外？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考虑的是：怎样买下一家欧洲技术公司？怎样在东南亚建设工厂？怎样获得海外矿产资源？怎样收购品牌和渠道？

这时候，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就变成了另外一种竞争力。

三、真正重要的不是人民币升还是贬，而是谁在承担成本

这也是我认为目前很多“人民币低估”讨论中缺少的一层：汇率从来不是所有人一起赚、所有人一起亏。

人民币贬值，出口企业可能受益，但进口企业和海外消费者承担成本；人民币升值，居民和海外投资者购买力增强，但部分利润率很薄的出口企业会受到压力。所以汇率政策本质上也是一个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如果长期依靠较弱汇率维持出口竞争力，相当于某种程度上让居民的国际购买力，为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提供支持。反过来，如果让货币快速升值，则可能把更多购买力交还消费者，却让部分制造业承担调整压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不同意把今天的人民币问题简单类比1985年的日本。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确实经历了快速升值，但后来日本资产泡沫形成和破裂，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逼日本升值”，其中还包括日本国内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扩张、房地产和股票资产价格上涨以及随后政策急剧收紧等一系列因素。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说“人民币一旦升值中国就会重走日本老路”，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反过来说“人民币升值20%，中国消费者就凭空富裕20%”同样错误。

汇率只是相对价格，真正决定一个国家长期财富的，最终还是生产率、技术、企业竞争力、资本回报率和制度效率。

四、为什么今天人民币适度升值，可能与十年前意义不同

这可能才是这场讨论中最值得思考的问题。

2025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已经达到约1.19万亿美元。进入2026年以后，中国出口竞争力依然非常强。

与此同时，外部压力正在发生变化。《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认为，高盛预计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可能达到约1.2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甚至可能接近全球GDP的1%。这个预测是否最终实现还要等待全年数据，但如此巨大的外部顺差，本身已经意味着中国面对的国际贸易摩擦可能继续增加。而且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开始升值。今年8月下旬，人民币兑美元一度升破6.72，达到2023年以来较强水平。

因此，中国现在真正需要讨论的可能已经不是“要不要保住一个尽可能便宜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汇率怎样与中国经济转型同步”。

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更多依赖居民消费、技术创新、全球资源配置和企业国际化，那么人民币的价值就不能只从“帮助中国商品卖得更便宜”这个维度衡量，因为中国企业未来不仅要把商品卖向世界，还要配置世界的资源。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五、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货币不应该靠“贵”，也不应该靠“便宜”

所以，如果问我人民币升值究竟是不是好事，我不会简单回答“是”。

人民币大幅、快速、脱离基本面的升值，对中国大量制造业企业当然可能造成冲击，尤其对于利润率只有几个百分点、缺乏品牌和技术溢价、主要依赖价格竞争的出口企业，汇率升值5%，可能已经足以吃掉相当一部分利润。

但我同样不认为，一个世界级经济体应该长期把“货币便宜”当作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为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让中国制造永远便宜”，而应该是“即使人民币更贵中国制造仍然有人买”。

如果一辆中国新能源汽车只能因为便宜30%才能出口，这是价格竞争力；如果价格上涨以后，外国消费者仍然愿意购买，因为它的技术、品牌、供应链和产品体验不可替代，那才是产业竞争力——这两者的价值完全不同。

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道理其实也一样。我们习惯用人民币计算自己的工资、房子和存款，所以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真正的财富，不只是你账户上有多少人民币，还包括这些人民币能够购买多少世界。

一百万人民币还是一百万人民币，但是它可以买多少桶石油、多少块芯片、多少海外教育、多少国际旅行，又能够购买多少外国公司的股权——这些，同样是财富。

所以货币升值和贬值，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简单的民族情绪问题，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关于谁生产、谁消费、谁出口、谁进口、谁拥有全球资产，以及一个国家准备以什么方式参与下一阶段全球竞争的问题。

四十年前，日本面对《广场协议》时，世界讨论的是如何重新平衡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四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人民币真的成为G20关于全球失衡讨论的重要议题，中国更应该思考的恐怕不是如何重复日本当年的选择，而是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能力之一以后，它下一步究竟应该继续依靠“让自己的东西更便宜”来竞争，还是开始让自己的货币、企业和居民，拥有更强的购买世界的能力？

我认为，后一个问题会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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