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七十多年了，我将那个秘密压在心底，像一块溃烂的肉，与我的灵魂长在了一起。我不敢对妻子说，不敢对儿女说，在这个看似和平安宁的日本社会里，我扮演着一个慈祥的祖父、一个勤勉的职员，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我叫本多，一九四三年，我作为关东军的一名下级列兵，被分配到了满洲的哈尔滨平房区。那里对外宣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但在内部，我们称它为第七三一部队。
长官们在入队第一天就对我们进行了严酷的训诫，任何人不得泄露这里的一丝一毫。起初，我以为自己只是来做些后勤和守卫的工作，保卫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直到我第一次踏入那个被高墙和电网死死围住的“四方楼”，我才明白自己究竟踏入了一个怎样的地方。
在四方楼的特设监狱里，关押着许多人。长官告诉我们，他们不是人，是“马路大”，也就是日语里“圆木”的意思。既然是木头，就可以随意劈砍、焚烧、做实验。我不止一次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军医，用看实验小白鼠的眼神看着那些活生生的中国人、苏联人。
我只是个看守，负责押送和巡逻，但我能听到冻伤实验室里传来的惨叫，能看到减压舱实验后被抬出的扭曲变形的尸体。起初我会恐惧得双腿发软，胃里翻江倒海，但长官的耳光和军国主义的狂热洗脑，渐渐让我的心变得麻木。我学会了低下头，只看自己的脚尖，机械地执行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哈尔滨的天气依然闷热。但整个平房区却笼罩在一种令人窒息的冰冷气氛中。苏联红军跨过边境的消息像瘟疫一样在基层士兵中蔓延，长官们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日常的巡逻变得异常频繁且严厉。八月十日之后，部队长石井四郎下达了最高密令：销毁一切证据，准备撤离。
随后的几天，平房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焚尸炉。成堆的文件、研究报告、实验数据被搬到空地上焚烧。黑色的纸灰像一场反季节的诡异大雪，纷纷扬扬地落在哈尔滨的土地上。
每个人都在发疯似地奔跑，长官们挥舞着军刀，双眼血红，嘶吼着催促我们加快速度。空气中弥漫着纸张烧焦的味道和一种更深层的、濒临毁灭的疯狂。
八月十四日的夜晚，连一丝风都没有。闷热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晚上十点左右，特设监狱的铁门被重重地推开。几名戴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的军医在全副武装的宪兵簇拥下走了进来。
带队的长官眼神冷得像冰，他没有多说一句废话，只是挥了挥手。几个宪兵立刻提着沉重的铁桶，走向了牢房的通风口。
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握着步枪的手心全是冷汗。我知道那铁桶里装的是什么——氢氰酸毒气。
宪兵们熟练地将毒气释放进牢房的通风系统。几乎是在瞬间，原本死寂的牢房里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声响。
那是人体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的闷响，是指甲拼命抓挠水泥墙壁的刺耳摩擦声，是喉咙被毒气灼烧后发出的、不似人类的嘶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