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队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带着一股深秋的寒风。年轻的警员小陈气呼呼地扯下脖子上的执勤领带,一把摔在办公桌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简直不可理喻!”小陈端起搪瓷缸猛灌了一口凉水,水渍顺着下巴滴到制服上,“林师傅,您说现在的人怎么戾气这么重?我刚才在路口执勤,就因为一个变道加塞,两辆车的司机直接在马路中间别停,指着对方的鼻子骂祖宗十八代。我去劝架,那个开黑车的男的连我一起骂,唾沫星子都喷我脸上了。要不是穿着这身衣服,我真想一拳抡过去教教他怎么做人。”
坐在靠窗位置的老林停下了手里正在翻阅的卷宗,他端着保温杯,慢条斯理地吹了吹上面漂浮的枸杞。老林今年五十八了,干了三十多年刑侦,鬓角早就斑白,眼角的皱纹里像是藏着无数个不见天日的现场。
他静静地看着还在愤愤不平的小陈,没有跟着附和,也没有摆出长辈的架子去说教。他只是把保温杯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磕碰声。
“小陈啊,”老林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一种常年熬夜抽烟留下的颗粒感,“当你去了解过很多死刑犯后,你再也不想跟人吵架了。”
![]()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下来。小陈愣了一下,擦嘴的手停在半空。他知道师傅不是在开玩笑,老林手里办过的大案要案,比他见过的交通事故都多。
老林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道。街上的霓虹灯刚亮起,晚高峰的喇叭声此起彼伏,透着一股子焦躁。
“你是不是觉得,那些被判死刑的,或者犯下重案的杀人犯,都是些穷凶极恶、长着三头六臂的变态?”老林转过头,看着小陈。
小陈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至少也是些性格扭曲、有预谋的犯罪分子吧。”
“其实不是。”老林叹了口气,目光投向了虚空,似乎在回忆着一张张早已模糊的面孔,“除了极少数的反社会人格和职业犯罪,我抓过的绝大多数死刑犯,在出事的前一秒,都是像你、像我、像楼下那个卖烤地瓜的大爷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有正当的工作,有老婆孩子,会为了房贷发愁,会为了菜价抱怨。他们之所以走到那一步,往往只是因为一次微不足道的争吵,一次只需三秒钟就能咽下去的意气之争。”
老林走回办公桌前,拉开最底下的抽屉,拿出一本泛黄的旧笔记本。这是他的习惯,遇到有些触动他的案子,他会记下几笔。
“十二年前,有个案子,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老林翻开笔记本,指尖在纸页上摩挲,“凶手叫王建国,四十五岁,一个在五金厂上了二十年班的老实人。案发那天是一个周五的晚上,他刚发了工资,买了一只烤鸭,准备回家跟老婆喝点小酒。”
王建国骑着电动车路过一个夜市排档,夜市人多拥挤,他的电动车后视镜不小心蹭到了一个正在路边喝酒的年轻人的胳膊。其实连皮都没破,就是衣服上蹭了一道灰。
王建国停下车,说了句对不起。但那个年轻人喝了点酒,加上白天刚被老板训了一顿,心里正憋着火,张嘴就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脏话,带上了王建国的母亲。
王建国平时是个脾气温和的人,厂里谁借他个扳手不还他都不计较。但那天,他不知道怎么了,也许是那句脏话太刺耳,也许是他平时在生活里也积攒了太多委屈,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忍气吞声,而是回骂了一句。
就这一句话,点燃了火药桶。年轻人站起来推了王建国一把,烤鸭掉在地上,沾满了泥水。王建国看着地上的烤鸭,脑子里的弦突然就断了。他从电动车的工具箱里顺手抄起一把平时干活用的螺丝刀,在两人扭打的时候,胡乱挥舞了一下。
“就一下。”老林伸出一根手指,在半空中比划了一个极小的幅度,“不偏不倚,扎进了那个年轻人的颈动脉。人当场就不行了,血喷出了一米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