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宗庙都敢偷，才子也为住房哭泣，汉代的大城市“病”的不轻

汉长安城复原图

大城市对资源的富集效应，可以说是自打人类社会普遍建立城市之后就出现的现象。就像今天的年轻人拼命涌入北京、上海，成为“京漂”“沪漂”一样，汉代也有大量各行各业的人口涌入长安、洛阳为代表的大都市，成为“长漂”“洛漂”。正如汉代思想家王充所言：“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观也。入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然而，大都市固然“多奇观”“多异货”，有着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但过多的人口聚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现代城市学的学者将大城市由于人口聚集形成的各种治安、交通、居住、环境等问题称之为“大城市病”。而如果我们能够回到汉代，看看汉代的长安、洛阳、临淄、成都等大城市，不得不说一些现代社会大城市的“病症”，在汉代的都市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有些症状由于时代条件的缘故，还着实“病得不轻”。

一、治安问题

城市治安是最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一国政府基层治理能力的指标之一。而基层治理，说到底终归是要依托于一个社会基本的基层组织形式的。中国古代社会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逐层向外扩散、稀释而构建出的一种“熟人”社会结构。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越靠近基层，这套结构对秩序的维护和支撑作用就越强，反之越靠近核心都市，这套结构的支撑就越弱，就越需要官方力量介入来维系社会秩序。但古代社会的官方力量亦有其极限，其维系社会秩序的效果自然会随着治理对象的规模而衰减。而都城作为一国最大的核心城市，往往也是这一矛盾最突出的地方。

汉代作为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初创时代，官方秩序的运作体系也属草创，城市规模与治理能力的矛盾也就尤为突出。在一些基层的小城市，地方官往往依靠熟人体系就能很好的进行治理。比如任安曾在一座叫武功的小城担任亭长，这里没有什么豪家大族，当地青壮经常组织外出集体狩猎，任安就给大家分配工作，以及分割猎物，因为分配公平还很得当地百姓的信赖。转天大家再集合去狩猎的时候，任安面对集合的几百人忽然问：“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说明他已经对治下的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了。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有陌生人想在此为非作歹，是很难藏匿的。但这种治理小城市的方法，到了大都市自然无法再用。于是我们就看到汉代的长安、洛阳等核心都市，往往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治安问题。

刘邦亭长影视剧照

前面介绍汉代游侠、少年等社会群体的时候也曾提到，汉朝上承春秋战国五百年乱世，儒家文化虽然开始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对整个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力还达不到后世的程度。整个两汉时期，从民风上来说是还保留了一点比较粗犷的“古风”的。所以南朝人范晔在回顾两汉历史的时候就总结说：“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这是导致两汉大城市治安问题的一个时代背景。

两汉京师难治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这一点从地方官的任期也能看出来。两汉的京兆尹或长安令等官职，极少有能长期、平安任职的：“郡国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这些人能在地方郡国主政一方，水平应该是不错的，但一旦调来长安，往往就遭遇仕途的“滑铁卢”，由此也可见都城治理难题的与众不同。其实说到治安，对于承平日久的今人来说，可能直观上就会想到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等行为。这些行为在汉代城市当然也有，但我们所说的汉代都城的治安问题，可远不止如此。

汉代朝堂影视剧照

汉代京师的盗抢案件频发，而且数额比较巨大。比如汉文帝时期，贾谊就曾经说过：“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即便是在著名的文景之治时期，都有盗窃者偷走了皇家宗庙里的东西，大白天还有官吏当街遭抢。这其实也是汉代大城市中恶性治安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盗、凶杀等案件，不是只针对社会中下层，而是“京师劫质，不避豪贵”。所以就导致汉代都城居住的贵富人家，都很没有安全感，东汉时王符就说，当时的贵戚们“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家门都要专门加固。

汉代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资源，也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犯罪分子：“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报怨，杀义渠长妻子六人，往来长安中。”这些犯罪分子，很多还不是散兵游勇的偶发作案，而是有一定组织的。前文介绍游侠的时候也提到过：“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萬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这些不法分子往往依托于某个大的民间势力。甚至到了东汉时期，在洛阳还发展出了专门的“暗杀组织”：“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这些会任之家，收10万钱杀一人，给杀手数千，又分出相当一部分用于打点各级官员，最终自己得利也非常不少，严重破坏了汉代的治安和吏治。这也展现了汉代大城市治安问题的第二个特点：这不仅是单纯的民间行为，而是官民勾结在一起的。

汉代都城的这些黑恶势力能够做大，背后少不了有权力阶层为其充当保护伞。汉武帝要抓郭解，都有卫青帮其说话。汉武帝还曾专门下诏抓捕京师大侠朱安世，结果还“不能得”。一介布衣游侠能让皇帝亲自下诏抓捕，最后还没抓到，可见这其中关系牵扯之深。更有甚者，有些大城市的权贵阶层不仅充当保护伞，他们自己甚至就是黑恶势力。比如汉成帝时的富平侯张放，在家里窝藏犯罪，官吏前来抓人，张放加蓄养的豪奴竟然直接“闭门设兵弩射吏”，手下豪奴看上一位官吏的妻子，竟直接“杀其夫”，然后在张放的回护下，官吏也没什么办法。而这种犯罪分子和官方势力的复杂纠缠，也是汉代大城市治安问题的重要原因。一般的官吏身处权力体系，很难和这种复杂的情况斗争。少数如赵广汉、尹赏等人，之所以能够在长安令、京兆尹等位置上取得一定政绩，往往也都是采用了一些超常的手段的。虽然尹赏“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窥长安”。在民间也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但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人亡政息，而且尹赏等人都被史官列入了《酷吏传》，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权力体系对这些人的一种态度吧。

汉代宫殿影视剧照

二、居住与交通问题

“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这句话本是唐人顾况调侃少年进京的白居易的。当然，每个年轻人都期待着凭借自己的一身才华，能够“居天下亦不难”，但现实中成功的往往只是少数。生活在一个国家的都城，衣食起居的成本总是要更高一些的。这一点自白居易往后一千多年，今日京漂、沪漂的年轻人是如此，往前七八百年，汉代的“长漂”“洛漂”也是如此。

汉代长安等大城市人口众多，居住密度很大。前文曾讲过，汉代城市中有专门作为居住区的里，《三辅黄图》中就提到，长安城有160个里。但这些里并不都是给普通人居住的。根据目前汉长安城的考古成果显示，“一般民众的居住地主要分布在城的东北部，即宣平门大街以北区域”，放在整个长安城来看，是比较局促的。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汉代建城的规划感很强，政府往往要“制里割宅”，在哪里建居住小区，小区中有多少套房子，都由政府规划好。比如汉平帝时期，曾经“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给贫民建了五个里，平均每个里40套房子。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算是政府的“保障性住房”，此外文献和简牍中也有一里七十余家或一里百余家的记载。对汉代大多数平民来说，一般就居住在“一堂二内”的小院落里，一座宅子大概四五十平米，对人均5口人的核心家庭来说，还是比较拥挤的。里内的民居都是比户相邻，列巷而居，居住拥挤带来的问题除了舒适度较低之外，也有安全方面的隐患。尤其是汉代的建筑木制构件较多，居住密集就带来比较大的火灾风险。所谓“重屋累居，数有火害”说的就是这类事情，甚至成都还曾为了预防火灾，禁止百姓夜晚燃灯纺织劳作。

汉长安城里坊复原图

而即便是这样拥挤的居住条件，也不是很容易获得。比如西汉时期，楼护曾为天水太守，后来被罢官后楼护就居住在长安的里中，与平民居住在一起。时任大司马卫将军的侯商想去看望他：“其主簿谏：‘将军至尊，不宜入闾巷。’商不听，遂往至护家。家狭小，官属立车下。”可见被罢官的二千石高官，居住环境也可能比较狭小。另外，汉代的民居价格差别较大。居延简记载当地公乘礼忠家资十万，有“宅一区万”(简37·35)，四川郸县山土的永建三年(公元128年)簿书残碑：“舍六区，直卌四万三千”，合一区七万多钱。当然这是边地和地方上的房价，长安、洛阳这样的都城价格肯定是更高的。而汉代“中家”的资产标准也不过十万钱，由此可见在大城市买房在哪个时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住房问题，汉代居住在如长安、洛阳之类的大城市，还会遇到一些市内交通方面的困扰。一般的印象里，长安、洛阳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市内干道众多，道路也比较宽阔。目前的考古发现一定程度上也能支持这种印象。比如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就发现，城内有8条主干道，最宽的道路宽达61.4米，要知道现在国内双向八车道的马路标准宽度也才30米。这么宽阔的街道被分成了三大部分：中间是驰道，再两侧是行人道，行人道外侧是排水沟渠。这样的道路建设，看起来确实是非常开阔了，但要是真的回到汉代的长安城，真的生活在里面，就会发现可能现实并没有这么美好。

汉代马车影视剧照

首先，汉代城市中的道路基本都是黄土路。虽然道路施工时会对土壤进行加工，并且采用反复夯筑的方式修路，但雨雪天气的泥泞是很难完全避免的。白居易的卖炭翁有“市南门外泥中歇”的句子，唐代的长安如此，汉代的长安也不遑多让。

其次，长安的干道很宽阔，但交通的运行并不十分流畅。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干道主体的驰道部分，除了皇帝本人或者持有皇帝的诏令，是不允许其它人走的，甚至连横跨也不可以。《汉书》中曾记载江充当年看到馆陶公主的车队在驰道上走，就上前喝问阻止的事。公主尚且如此，莫说一般百姓了。考古发现也证实，长安城干道中间的部分“几乎不见行走踩踏的迹象”。这就导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汉代的长安城，过马路是很麻烦的，需要走到道路尽头的城门再折返回来，或者在进城的时候就计算好，目的地在道路的哪一侧。另一方面，两侧的行人道为双向通行，到城门口收窄，会车不便，容易引发拥堵。《后汉书》中记录了一件发生在东汉都城洛阳的纠纷：“赵王良从后到，与右中郎将张邯相逢城门中，道迫狭，叱邯旋车，又召候岑尊诘责。”一个藩王在城门内和中郎将的车驾堵在了一起，发生了纠纷，场面一度非常混乱。事情虽然是个案，但考虑到汉代长安、洛阳等城市的规模和管理水平，类似的事情恐怕也不罕见。

汉代车马出行影视剧照

文史君说

总之，我们现代人对历史的了解，由于隔了漫长的时光，总容易戴一些滤镜。现代人眼中的汉都长安、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有着最为发达的经济、最繁盛的文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理应美好且自豪。诚然，这些美好与自豪确实是汉代大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但如果问问亲身生活在那里的汉代人，他们口中的都市生活，可能也不尽然那么美好。或许两者拼合起来，才是真实的汉代都市生活吧。

参考资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

刘庆柱等：《汉长安城北宫的勘探与其南面砖瓦窑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10期。

徐龙国：《汉长安城考古的收获、进展与思考》，《南方文物》2022年第2期。

（作者：浩然文史·李一鸣博士）

本文节选自李一鸣著：《王朝的基石：市井乡野的汉家烟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版，注释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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