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延安整风，到底整的是什么“风”？

1945年5月，延安，中共七大会场上，张闻天站起来检讨自己。

这个人不是普通干部。

遵义会议以后，他曾长期处在党中央最高领导位置，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也是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训练的留苏干部。

可这时，他说起过去的自己，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好词。

骄傲，狂妄，肤浅，食洋不化。

他说，自己过去被“面子“和”威信“包裹着，必须把这些东西一层层撕下来，把那个高悬在半空中的自己摔到地上。

他还赞扬毛泽东的人格和思想，最后甚至提醒别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们可能犯错误。"

并请求继续"帮助”改造"自己，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工作检讨。

延安整风通常说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如果只是纠正学习方法和工作作风，一个曾经主持党中央工作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彻底地否定过去的自己?

得从张闻天原来是什么人说起。

01.

张间天年轻时留学苏联，属于中共党内典型的留苏干部。遵义会议以后，一度在党中央”负总责”。

1938年以后，他的政治影响逐渐下降，主要负责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

那几年，延安兴起过一阵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张闻天主持的系统翻译出版《马恩丛书》《列宁选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经典。

那时，理论水平高，是张闻天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之一。

可到了1940年，这份理论资历开始变成他的包袱。

周恩来从苏联回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方面的评价，说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毛泽东听后很不以为然。

他的评价是:张间天从苏联背回来的，不过是”一麻袋教条”。

原本值得骄傲的东西，开始成为需要清理的问题。

这就牵出了延安整风最重要的一个词:教条主义。

02

后来人们熟悉的延安整风。有三个主要口号：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但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这些问题并非凭空制造，当时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

一些留苏干部熟悉马列经典和共产国际文件，却缺少中国基层工作的经验;讨论中国问题时，也习惯先从书本和苏联经验里寻找答案。

党内还有不同历史来源形成的派别和隔阂，文件、讲话中也充满越来越僵硬的政治语言。

所以，反教条主义并不是一个假问题。问题在于:谁来界定什么叫教条，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过去，共产国际拥有极高权威，莫斯科经验和苏联理论体系长期具有很强的正统性。

整风以后，评价一个干部是否真正懂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看他在莫斯科学过什么、背过多少原著，而看他能不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出发。

整风改变的不只是大家读什么书。

更重要的是:谁有资格界定什么才是正确的理论。张闻天正好站在这个变化的中心。

如果从全党普遍展开计算，延安整风主要开始于1942年。

但如果从最高层看，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是一个重要起点。

张闻天就在这次会议上开始承认过去的错误。

此前，他并不完全接受对中共早年政治路线的重新评价。

到了会议上，他逐渐承认过去的路线存在错误，自己作为当时中央领导人之一，应当承担责任。

问题没有停在“哪条路线错了"。

接下来还要说明:你为什么会支持这条错误路线?是迷信共产国际，是教条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

于是，路线错误开始被追溯到个人的思想根源。

整风问的不再只是:"你做错了什么?"

还包括:"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做出这种错误的人?

03.

1942年，整风从最高层进一步走向延安各机关、学校和知识分子。

一开始，很多人真的以为:既然要整风，那就应该把现实里的坏风气揭出来。

于是，丁玲写《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写《野百合花》。

不少年轻知识分子批评延安存在的”首长至上”、官僚作风和等级差别，希望扩大党内民主，希望革命队伍内部更加平等。

从普通人的理解来看，这很合理。

既然叫"整风"，总得有人把不好的风气指出来。

可很快，风向发生了变化。王实味成了批判对象。

《解放日报》用大篇幅集中批判他，却没有给他同等机会公开辩护。

王实味把整风理解成了批评现实问题的机会。

可运动很快转向另一个方向:不只讨论他说得对不对，还要审查他站在什么立场上说。

一旦立场先被认定有问题，他指出的现实问题，反过来成为他思想有问题的证据。

张闻天和王实味面对的其实是同一套逻辑，只不过一个在高层，一个在知识分子阶层。

整风继续深入以后，问题变得越来越私人。干部要学习文件，开小组会，写反省笔记，别人批评你，你要说明自己的认识。自己过去说过什么话，也要重新解释一番。

后来还要填写“小广播调查表”，交代平时和谁来往，有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对党有没有不满，有没有“自由主义”。

到1942年底，中央总学委甚至要求调查“串门子“、“爱打听“等日常人际活动。

运动之初原本是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开始向干部历史审查和反奸方向移动。

个人思想上有什么问题，便需要从你的整个过去寻找根源，比如你的家庭，你的教育，你的你的朋友和社会关系，过去参加过什么组织，什么时候对党有过不满。

“整思想”慢慢变成了：重新解释自己的思想和历史。

04.

1943年政治局整风会议以后，张闻天写了一份长达约四万字的”反省笔记”。

四万字已经不是一句"我错了"可以解决的问题。

他要把自己的政治经历、思想来源和过去的路线立场重新解释一遍。

张间天并不是孤例。

中央党校一些人的反省材料要改三五遍，有人改八遍，少数甚至改十三遍。

有人为了检查自己过去说过的"小广播"，一口气整理出八百多条。

刘白羽后来回忆，自己在审干期间长期惶恐、失眠，为检查思想和历史，写下数十万字的自传材料。

为什么要一遍遍重写?因为承认错误还不够。还要证明：你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错。

起初还只是工作错误，随后变成思想方法，再往下又是世界观。

最后，过去那个自信、有理论权威的“我”本身，也成了需要改造的对象。

05.

1941年时，张闻天还只是承认自己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犯过错误。后来，他承认自己有教条主义，再后来，问题扩大到个人作风、世界观和知识分子习气。

到了1945年七大，他已经把过去的理论自信、政治地位乃至个人威望都放进了检讨。

与此同时，一套新的政治标准也逐渐确立下来。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哪些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谁真正代表中国革命的经验，一个干部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历史，答案越来越统一。这时候，一个人不仅要承认自己过去错了，还要按照新的标准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

过去的张闻天，原本可以说：“我当时为什么那样做”。整风以后，更重要的问题变成：“今天应该怎样认识当年的我”。

答案已经不再只来自个人经验，而要与一套统一的党史和路线结论保持一致。

06.

所以，延安整风到底整的是什么“风”？

最表面的一层，当然是学风、党风、文风。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这些问题确实真实存在。

再往里一层，整风重新规定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应该怎样评价，哪些路线正确，哪些路线错误。再往下，每个人还必须用这套标准重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历史。

工作错误可以追到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又可以追到世界观和个人经历。

到了这里，整风运动已经远远超出学风、党风和文风。它进入了高层权力、思想改造、干部历史审查和肃反。张闻天则把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完整地走了一遍。

1945年，他重新站在七大会场。十年前，他曾经处在党中央最高领导位置。十年以后，他告诉所有人：过去那个自己，是一个需要被重新改造的人。延安整风开始的时候，人们被要求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到了张闻天这里，“整风”已经不只是改掉一种坏作风。

他必须重新说明：过去为什么会相信那套理论;为什么会支持那些路线;又为什么今天终于认识到自己错了。

如果只是要求一个人改正错误，那还是教育。

如果连一个人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过去，都必须重新学习，事情就已经走得更远。

张闻天那四万字的反省笔记，大概就是理解延安整风最好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