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塔拆了以后，西塔还在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宋念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2026年8月出版，376页，79.80元

《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以下简称《西塔》）临近结束时，宋念申援引瓦格纳《帕西法尔》中的一句台词：“孩子啊，要知道，时间在这儿变成空间。”（331页）这句话为全书提示了一种阅读方式。

时间未必只是向前流逝。它也会沉积下来，附着于道路、建筑和人的记忆，最终成为可以行走、观看和生活的空间。《西塔》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由时间层层沉积而成的地方。它位于今天沈阳市中心，边界却很难说清；它以一座佛塔命名，原塔在1968年被拆除，1998年才在原址复制重建；它今天以朝鲜族街区闻名，四百年前最早赋予这里以明确社会空间意义的，却是延寿寺中的喇嘛，此后又有俄国人、日本人、朝鲜移民和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先后进入。

于是，一个看似朴素的问题成了全书真正的难题：一座原物已经消失、居民不断更替、边界始终模糊的街区，何以拥有一部连续四百年的历史？

若把历史理解为某件东西从过去一直保存到现在，西塔的故事处处都是断裂。宋念申寻找的连续性，并不依赖一个从未改变的实体。一个地方之所以延续，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不断来到这里，以各自的制度、信仰、知识、劳动和欲望重新连接它。于是，这句来自《帕西法尔》的台词不再只是一句诗意的譬喻。它提出了贯穿全书的问题：时间怎样变成空间？而《西塔》所给出的回答是，时间必须经过人的生活，才会在一个地方获得形状。

时间不只是流过这里

西塔最初就诞生在一种微妙的时间错位之中。

1644年7月31日，顺治元年六月十八日，盛京西郊的藏式佛塔举行开光仪式。此前十天，北、东、南三塔已经依次完成同样的典礼。四座佛塔以相同的形制分列都城四方，确认着满洲政权在盛京建立的国家秩序。可是，当王公和喇嘛庆贺佛塔落成时，清政权真正的政治重心已经移向七百公里外的北京。西塔开光后不到三个月，顺治帝迁都，盛京由首都变为陪都。四塔刚刚完成对都城秩序的空间确认，这座都城便失去了原有的时间位置。所谓“旧”并不是后来才附着于塔上的属性，它几乎与佛塔同时诞生。

铁路的到来改变了西塔的时间。1899年，沈阳第一座火车站建在城墙以西约二点五公里处，近旁最醒目的建筑就是延寿寺；1903年，东清铁路正式开通。火车将过去以路程和季节估量的距离转化为时刻表上的小时与分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伦敦辗转到盛京需要数月；二十世纪初，旅行者已经可以在十一天内抵达盛京街头。长期闲置的庙地也被测量、划分和出租，折算成按年收取的银两。神圣而空旷的寺院边缘，逐渐成为等待资本开发的城市空间。

到日本占领时期，时间进一步成为帝国治理的工具。旅行社和铁路公司把城市编入精确的游览日程，游客可以在一两天内依次参观故宫、北陵、实胜寺和西塔。不同铁路原本使用不同纪年和时区，伪满洲国先后统一铁路系统，1937年又采用日本标准时间。帝国控制的不只是轨道与车站，也包括人们理解距离和安排生活的方式。与此同时，导游书不断强调西塔的斑驳与古旧。高速的火车、精确的时刻表和现代化的城市，恰恰需要一座斑驳古塔来证明这里拥有可供观赏的过去。

1998年的复建延续了这种关系。城市虽未恢复清代的宗教制度，却需要一座能够代表盛京历史的塔。复制品既填补了“四塔缺一”的视觉遗憾，也把已经中断的过去重新安置在当代城市中。时间并非只是从西塔上空流过。它以仪式、列车、时刻表、照片、地名和复制建筑的形式进入这里，也不断把过去的遗迹改造成今天可以使用的空间。

被观看出来的西塔

建筑站在那里，还不足以成为地标。

1894年12月，《伦敦新闻画报》刊出一幅题为“盛京郊外喇嘛纪念碑”的图像。这很可能是西塔第一次通过现代印刷媒介进入远方读者的视野。二十世纪初，一位匿名俄国摄影师又把西塔制作成明信片。照片里的塔身已经残破，砖石脱落，草木从塔基长出。摄影、印刷和跨国邮政把一座地方寺院转化为可携带、可购买、可在远方观看的视觉商品。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盛京郊外喇嘛纪念碑”（Lama Monument Outside Mukden）发表于1894年12月29日，这很可能是最早印刷在现代媒体上的沈阳佛塔形象。（宋念申收藏）

照相机还重新规定了佛塔与环境的关系。摄影者选择角度，删去杂乱的街道和人群，让佛塔占据画面中心。取景框外的市场、煤场、贫民住宅、移民和劳动者等，很少进入“西塔”经典形象的视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学者、作家和游客接续了俄国摄影师的目光。1905年，内藤湖南在日本军方和政府机构的资助下进入奉天，调查清宫、档案和寺院。他把奉天称为“东洋学术的宝库”（194页），又在西塔寺拍摄大殿内部。学术调查既保存了后来散佚的材料，也把奉天置于日本现代知识生产和帝国扩张相互交缠的网络中。

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观看西塔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大众经验。明信片、摄影集、旅行指南和宣传手册不断刊载佛塔图像。西塔与故宫、皇陵、日俄战争遗址一起，被编排进日本帝国的旅游路线。一本1930年的旅行指南称它为“喇嘛塔之代表”，以“古色苍然”（223页）概括它的历史感；此后，不少旅行者在游记中沿用同样的四个字。游客以为自己记录了亲眼所见，实际看到的景物早已被导游书预先命名和解释。

日本明信片中的西塔（宋念申收藏）

西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观看。地标不完全取决于建筑的高度、年代和形制，它还需要图像、文字、道路和观看者的共同生产。宋念申并未简单否定帝国旅行者留下的材料。没有那些照片，我们很难知道旧寺院的样貌和佛塔的残破状态。图像既是权力的产物，也是历史留下的证词。需要恢复的是取景框：摄影者站在哪里，什么被纳入画面，什么又被排除在外。分析完观看，作者逐渐绕到地标背后，寻找那些没有被拍摄，也很少留下文字的人。视线由远方的游客转向附近的居民，从建筑的外观进入人的日常生活。

近在咫尺，彼此不相见

然而，观看并不等于相遇。

2019年，宋念申再次来到西塔。上午九时左右，他走进重建后的延寿寺，院内几乎没有香客；二十分钟后，他来到相距不远的西塔教会，却见礼拜堂和走廊里坐满了人。一个显得寂静、空阔，另一个依然拥挤而活跃，“教堂和寺庙之间的对比是极强烈的”（318页）。

西塔早已把不同宗教空间安置在同一片街区。喇嘛塔附近，先后出现朝鲜人长老会教堂、俄国东正教墓地教堂、日本神社和西本愿寺。若只看地图，它们构成密集的多信仰景观；进入居民的记忆，却像几座各自向远方敞开、很少侧身相望的岛屿。

朝鲜族老人宋姬淑回忆，自己年轻时知道附近有佛塔，也知道那里住着喇嘛，但“因为宗教原因，我们很少去看那个佛教塔”（253页）。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俄国教堂里仍然有神职人员居住，接受访谈的老居民却几乎无人提到他。几种宗教氛围虽然在地理上彼此交叠，却很少真正混合。不同族群共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彼此进入——建筑相邻未必产生共享的地方经验，与遥远宗教中心的联系，有时反而比与近旁邻居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朝鲜人教会，同样生活在一个超越沈阳的网络之中。它的牧师多由朝鲜长老会系统派任，讲道、教育和人员流动均与朝鲜半岛保持联系。对于移居西塔的朝鲜人来说，教会既是礼拜场所，也是把异乡生活同故土语言和伦理连接起来的机构（252-256页）。1949年以后，这些向外伸展的线路相继被截断：教会礼拜堂改作朝鲜族文化馆和幼儿园，宗教空间被重新纳入民族政策、基层行政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改革开放以后，礼拜堂重新归还教会，汉语礼拜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朝鲜族居民。

2019年那幅一静一动的画面，因而有了更复杂的含义。重建的喇嘛寺院恢复了佛塔和殿宇的形貌，它所依托的国家礼制与喇嘛网络却早已中断；西塔教会的建筑、归属和信徒构成几经变迁，某些社会联系仍通过礼拜、语言和社区组织被不断接续。西塔的连续性未必首先存放在那些最醒目的建筑里。真正把不同时代牵连起来的，或许是周期性的仪式、一种仍在使用的语言、一间反复改变用途的公共场所，以及人们在动荡生活中重新结成关系的能力。

西塔街夜景（宋念申拍摄）

比地标更持久的东西

塔下的人终于开口了。

到了第五章，叙述的声部忽然发生变化。车仁锡、宋姬淑、金玉奎……这些名字没有出现在城市规划图和政府档案的醒目位置，他们的生活却构成了西塔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最绵密的历史。普通移民很少留下日记和书信，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往往只是多年以后形成的记忆。宋念申没有把口述材料当作对档案空白的简单填补，而是把记忆本身作为历史对象：一个人怎样讲述过去，透露着他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也折射着国家制度、家庭伦理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种记忆首先关乎迁徙。1943年，十六岁的车仁锡独自逃离新义州，在奉天一家日本公司担任文件保管员，半年后又把父母和弟妹接到西塔。宋姬淑出生在西塔，童年时因生活困难迁往抚顺农村，1946年跟着运粮的马车返回沈阳。金玉奎来自辽宁东部的朝鲜族农村，为了继续读书，曾与母亲上山挖桔梗，靠卖桔梗凑足去沈阳求学的路费。西塔不是等待移民抵达的固定容器。每一次迁入和离开，每一户家庭留下或返回的决定，都在改变这个地方的社会构成。

《奉天名所图绘》西塔地区细部（田六三/绘制，大阪：屋号书店，1928年；宋念申收藏）

1949年以后，原先散居于东北的朝鲜移民被纳入中国的民族识别和公民制度，成为“中国朝鲜族”。1964年的官方统计显示，西塔共有居民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二人，其中朝鲜族四千四百人，只占四分之一；1982年，朝鲜族所占比例仍不过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二（269页）。车仁锡却记得当时西塔“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朝鲜人”（258页），另一些受访者也觉得朝鲜族至少占了一半。人口数字不能完整解释一个地方的文化属性。学校、商店、饭馆和文化机构在有限空间里反复出现，形成了比人口比例更强烈的地方感受。西塔的“朝鲜族性”既是生活经验，也是一种获得制度支持的公共文化。

最能显示这种空间经验的，是火炕、泡菜缸、冷面票、粮食定量和孩子使用的课本。金玉奎1970年搬到西塔，最重要的考虑便是孩子的教育：“当时家里孩子都快不说朝鲜语了。这里学校好，风气好。”（274页）两年后，一家人住进一座仿“平壤楼”样式、带有朝鲜式火炕的楼房。每到深秋，楼里的居民忙着切蒜、磨辣椒、搬运白菜，谁家先做好泡菜，便给楼上楼下送一些。这种细节在宏大的城市史中几乎无处安放，在《西塔》里却获得了特殊分量。建筑会被拆除，机构也会改变名称，身体养成的习惯、食物的味道和邻里馈赠，却能在迁徙中保存下来。

日常生活甚至在佛塔上留下了物质痕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煤场就在佛塔旁边。各家买来煤面，掺水和沙子打成煤坯，煤烟长年侵蚀塔身。车仁锡记得，那时佛塔“上面都酥掉了”（267页）。塔身的剥蚀不仅记录了保护不力，也记录着周围居民怎样度过东北漫长的冬天。

宋念申尤其重视女性的讲述。车仁锡既要上班，也要承担全部家务；丈夫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卧床多年，她卖掉缝纫机，四处借债，又靠织毛衣、缝衣服和私下换粮维持家庭。退休以后，她开过饭馆，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制作朝鲜小菜，再拉到沈阳站附近出售。车仁锡的经历与宋姬淑的讲述在这里彼此映照。宋姬淑回望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只说：“人赶上什么时代就得适应。反正就是这么过来了。”（271页）这句话几乎可以看作第五章隐藏的题词。国家制度、战争和边界改变了人的命运，人也凭借一些极普通的能力承受这些改变：照顾亲人，安排一周的饭钱，学会一门手艺，把孩子送进学校。

这些微小行动，使西塔的历史不能再以佛塔的存亡来划分。语言、食物和邻里关系未必原样保存，却在迁徙与代际转换中留下痕迹，使那些已经断裂的生活仍能被辨认。

当西塔被做成风景

“模范”是第六章标题中一个意味深长的词。作者将它与英文model联系起来（290页）；它既指可供效法的示范，也有模型之意——一个复杂的地方经过选择、提炼和缩放，被制成某种便于展示和传播的形象。

1968年，矗立了三个多世纪的西塔被专业考古队拆除。拆除报告给出的理由相当具体：塔身年久失修，砖块不断脱落，周围又盖起许多简易民居，随时可能伤人毁屋。拆除持续五个月，塔内文物得到清理和保存，塔刹被移到东塔。至少从拆除报告和实施方式看，它与“破四旧”现场不同，更接近一次由专业考古人员参与的危塔拆除工程（289-290页）。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佛塔消失以后，附近居民的生活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此后三十年，“西塔”继续作为地名存在，真正的塔却很少进入居民的回忆。

1998年，一座按照原塔形制复制的佛塔又在原址落成。三十年后的城市需要补全“四塔”，恢复一处能够代表盛京历史的地标。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奉天纺纱厂：旧办公楼被爆破后，因为承载着民族工业和红色记忆，开发商又在原址复制了一座带钟楼的欧式建筑。西塔由此拥有了两座重建的“历史遗迹”，一座指向清代宗教，一座指向现代工业。它们在外观上修补了历史，却很少参与社区的现实生活。城市急于保存历史的形象，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反而可能因此变得脆弱。

旧纺织厂的命运还提示着另一层转换。社会主义时期，“单位”几乎规定了一个人从就业直到退休的生活路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沈阳纺织厂逐渐衰败，工人开始下岗、内退或买断工龄。就在铁西的机器停转时，一条铁路之隔的西塔却被霓虹灯照亮，成了沈阳著名的“不夜城”。工业区的衰败与消费区的兴盛同时发生，共同置身于市场化改革之中。

中韩建交和韩国资本的进入，又使西塔成为跨国消费的舞台。本地朝鲜族既掌握语言，又了解地方制度，成为韩国投资者的雇员、中介和代理人。2002年，沈阳市开始举办“韩国周”；自次年起，活动固定在西塔举行。地方需要吸引外资，韩国需要输出“韩流”，西塔原有的朝鲜族聚落恰好提供了现成的语言、食物和文化符号。

2013年出版的一本西塔旅游手册，形象地呈现了这种变化。封面以醒目的韩文书写“西塔”，中文退居次要位置；内页图标中，藏式佛塔被韩式传统房屋、三色太极和木槿花围绕起来（303-304页）。曾经属于清代藏传佛教体系的佛塔，被重新编码为“韩流”景观的一部分。媒体和旅游广告也开始把西塔称为“小汉城”或“韩国城”。这个称呼便于市场识别，却抹平了朝鲜人、朝鲜族与韩国人之间的历史差异。

空间越是“韩国化”，本地朝鲜族人口所占的比例却越低。2000年，西塔朝鲜族居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三；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不足百分之十九（305页）。许多年轻人前往韩国、日本、中国沿海地区或其他城市谋生，越来越多的泡菜店、打糕摊和饭馆则由非朝鲜族经营。西塔在视觉上越来越具有“朝鲜族特色”，维系这种特色的原有社群却在不断离开。民族文化从嵌入居民日常的实践，逐渐更多地被抽取为可供展示和消费的符号。

“韩流”退潮以后，西塔的公共形象再次改变。地方治理者开始强调“民族概念”（316页），街头雕塑、壁画和宣传标语重新把西塔纳入民族团结的叙述之中。“小汉城”面向资本和游客，强调异域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街区”面向国家和社会，强调共同生活。两种形象各自选取西塔的一部分，将它放大为便于传播的公共景观。

“模范”并非虚假的代名词。这里确有活跃的朝鲜族文化，确曾汇集韩国资本，也确实形成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社区。问题在于，当一种形象取得支配地位，它会让其他层面暂时变得不可见。佛塔遮住了塔下的居民，“韩国城”遮住了中国朝鲜族的历史，“民族风情”也可能遮住下岗、外迁和家庭离散留下的痕迹。历史学家的工作，也许正是让那些没有被选入“模范”的部分重新显现。

读到这里，开篇提出的疑问终于可以重新回答：一座原物已经消失、居民不断更替、边界始终模糊的街区，何以拥有一部连续四百年的历史？

答案不能到佛塔本身去寻找。原塔已经拆除，今天所见只是复制品；朝鲜移民、俄国侨民、日本殖民者、社会主义工人、韩国商人和来自东北各地的新移民，也先后来到这里，又不断离开。所谓“西塔”，有时指一座塔，有时指一片朝鲜族聚居区，有时又只是沈阳人寻找冷面馆和娱乐场所时使用的地名。

西塔琢如巷中的小摊（宋念申拍摄）

它的连续性存在于一次次重新连接之中。清代的喇嘛把这里接入亚洲内陆的佛教网络，铁路把它带入资本和帝国流动的世界，游客用照片和文字制造新的地标，朝鲜移民通过学校、教会和家庭生活形成聚落，社会主义制度重组了居民的身份和日常，市场经济又将它变成跨国消费空间。后来者没有彻底取代前人，他们所创造的空间彼此交叠，相互挤压，有时还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显现。

《西塔》的独到之处正在这里。它没有寻找一个自始至终保持不变的“地方本质”，也没有把四百年历史处理成一条从清代延伸到今天的平稳时间线。全书六章依次从佛塔、喇嘛、铁路、访客、聚落和“模范”进入，每一次都改变观察的位置。微观史在这里的“微”，落实在一个足够具体的地点；不同尺度的历史力量由此显出彼此相遇的方式。

第六章结尾有一个看似轻松的场景。结束一天的走访后，作者回到旅馆，用手机点了一份外卖。屏幕上的地图随着骑手靠近不断放大，沈阳站、原满铁附属地、西塔教会、冷面馆和延寿寺依次出现。所有地标都围绕一份订单重新排列。外卖送达，骑手图标消失，地图和地理标记也随之隐去，屏幕上只剩下“订单已完成”（321页）。

旅游地图突出景点，招商手册标示饭店和商场，手机地图则依据眼前需要重新组织城市，逻辑并无二致。地图没有虚构地方，却必然有所选择。《西塔》也是一幅地图。它重新排列档案、游记、照片和口述访谈，同时保留材料之间的矛盾与沉默：人口统计和族群感受可以并存，日本游客的照片与当地居民的无视也同样真实。

这种写法也有代价。共和国时期的口述材料使普通居民获得了鲜明的声音，而清代喇嘛和早期汉人居民更多只能通过制度档案或外来者的目光出现。六章因此并非以同样的密度展开，后半部的人物温度明显高于前半部。这个不均衡或许无法补救，却应被视为全书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谁能够说话，谁只能被记录，本身就是地方历史留下的权力差异。

瓦格纳笔下的古内曼兹对帕西法尔说：“孩子啊，要知道，时间在这儿变成空间。”宋念申把这句话放在全书结尾处。清代的佛塔、二十世纪初的铁路、帝国游客的相机、朝鲜移民的火炕、社会主义工人的澡票、韩国商店的霓虹灯和外卖骑手的手机地图，都曾出现在同一片土地上。它们在现实时间中相距遥远，到了西塔，却彼此靠近。

西塔拥有的从来不是一条未经中断的四百年历史。它保存的是无数次断裂之后仍然发生的连接，是不同人群在同一地方留下又相互遮蔽的痕迹。佛塔的消失没有终结西塔，复制品的出现也没有恢复一个完整的过去。真正延续至今的，是人们不断为这个地方赋予意义的活动。旅游地图、招商手册和外卖软件各自的取舍，在《西塔》这本书里又多了一层——它最终写下的，正是四百年的时间怎样一次次在同一个地方获得形状，而这形状本身，也是经过取舍之后的又一幅地图。时间在这里变成空间；而历史写作，又使这些重叠的空间重新有了时间。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