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亲笔给毛主席写信，主席看完信后当即追问：陈丕显在哪儿？

1975年夏天，北京，中南海。病中的毛泽东处理完手头工作，收到邓小平写来的一份请示。信并不长，谈的也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却让毛泽东立刻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陈丕显现在在哪儿？”

这个问题背后，既有对一位老同志处境的关切，也有对其能力和品格的肯定。邓小平在信中提出，陈丕显年纪还不到六十岁，身体虽然有病，但仍有工作能力，可以考虑调到北京治病，再根据情况安排职务。

毛泽东看完请示后，邓小平又当面作了说明。毛泽东随后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落实。对当时处在低谷中的陈丕显而言，这份批示意味着工作和生活都出现了转机。

陈丕显不是后来才被中央注意到的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红军队伍里年纪很小的干部。少年时代，他在闽西接触革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成为共产党员。那时的他，还是人们口中的“红小鬼”。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常到少年儿童工作的地方了解情况。陈丕显年纪虽小，办事却认真，毛泽东便亲切地叫他“阿丕”。这个称呼沿用多年，也成了两人早年交往的一处细节。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陈丕显没有随主力北上，而是奉命留在南方游击区，和项英、陈毅等人坚持斗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环境极其艰苦，部队缺粮、缺药，还要不断躲避敌军“清剿”。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保存革命力量，本身就是一种考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陈丕显先后承担地方和军政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华东、上海任职，逐渐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地方领导干部。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也并非只来自早年相识，更与他的实际工作表现有关。

1950年，江青到华东调查时，曾向毛泽东询问该找谁联系。毛泽东提到陈丕显，说他是党内有名的“红小鬼”。在上海期间，江青与陈丕显有过接触。多年以后，陈丕显回忆起一次谈话时，曾提到双方谈到学历问题。

陈丕显说自己是小学学历。江青随即表示，自己也是小学程度，并说读书多未必有用。陈丕显对此并不认同。他一生文化基础并不高，却始终重视学习，努力补充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学历相同，追求和道路却不能混为一谈。

1965年，邓小平曾与陈丕显谈上海工作。根据组织安排，陈丕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担任上海市长。上海工作千头万绪，工业、交通、城市管理和群众生活都需要统筹，陈丕显在这一岗位上表现出的稳重和执行力，得到邓小平认可。

遗憾的是，1966年春，陈丕显被查出患有鼻咽肿瘤。周恩来关心他的治疗，曾嘱咐他安心养病。可国家局势变化剧烈，陈丕显始终放不下工作。1966年6月，他还抱病到北京参加会议，并到陈毅家中相聚。

陈毅夫妇见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勉强。陈毅说：“既然有病，就好好养病嘛。”陈丕显却仍然谈起工作和形势。两位老战友后来举杯交谈，酒杯里有旧日战场的情谊，也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1967年元旦深夜，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询问他的身体。陈丕显回答：“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这句话说得平静，却反映出他当时的状态：疾病缠身，局势复杂，仍把能够承担任务看得很重。

此后，陈丕显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工作受到影响，身体也越来越差。1974年，在毛泽东关怀下，他恢复了自由，但并没有立即得到明确安排。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既不能正常工作，又难以安心治病，心里的焦急可想而知。

陈丕显曾多次给中央写信，希望能够到北京治病，并争取重新承担工作。邓小平了解他的情况后，写下那份请示。信中没有空泛评价，而是把年龄、能力、治病和工作安排一一写清楚。正是这种务实态度，使问题很快摆到了毛泽东面前。

毛泽东问：“陈丕显在哪儿？”随后作出批示，要求汪东兴负责落实。陈丕显很快被安排到北京，一方面接受治疗，另一方面等待组织进一步安排。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他的身体能够立刻恢复，却让他重新获得了履行职责的机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977年起，陈丕显先后在云南、湖北工作，后来担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治委员。他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和工业建设，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事业恢复发展。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后，陈丕显调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管政法工作。早年那个闽西山区走出来的“红小鬼”，经历战争、疾病和政治风雨，仍在晚年承担重要职责。1995年8月23日，陈丕显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