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表彰大会的横幅挂在村小操场中央，音响里循环播放着《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省领导于秀敏从车上下来，与夹道欢迎的师生一一握手。
快走到我面前时，她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先进教师名册，目光扫过第一行，脸色突然变了。
她抬手按在名单上“张德康”三个字的位置，指尖微微发颤，磨蹭了好几下，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周围的干部们不知发生了什么，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
半晌，她抬起头，隔着几排人望见我，声音发涩地喊了一声：“张德康同学。”我站在原地，眼眶一阵发酸。
“老同学，”我说，“有50年没见了。”
01
半夜的电话把我吵醒的时候，我正做梦。
梦里我还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站在建设村的土坡上，远处是蜿蜒不见头的山路。
有人在山那头喊我的名字，我听不清是谁，正要追过去，电话铃就响了。
我摸了半天才够到床头的话机，是老式的那种，铃声又尖又响，震得耳朵发麻。
县教育局的小王在电话那头说，明天省里有领导下来视察教育扶贫工作，要到建设村小学看看，让我准备好个人材料，可能要座谈。
我问他什么领导，他说是省里分管教育的，姓于。又说县里很重视，让把先进教师的材料整理齐了，别出岔子。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发了好一会儿呆。外头下着雨，雨点打在瓦片上噼里啪啦的，窗户缝里钻进来的风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
我披了件衣服起来，打开那个老旧的樟木箱子，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子边角都磨毛了。
里面装着户口本、教师资格证、几张泛黄的奖状，还有一本编了塑料皮的工作笔记。
我把户口本抽出来，塑料皮已经发硬发脆，一碰就掉渣。
翻开来，第一页写着我的名字，张德康，出生日期1956年3月。
旁边是我已故妻子刘秀贞的信息，已经盖了注销章。
我盯着那页纸，忽然想起韩洁琼前几天打来的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她说，“你听说没有，于秀敏好像要往你们那边去。”我当时没当回事，只当是老同学随口一说。
毕竟这么多年了，各过各的日子，谁还惦记谁呢。
可这深更半夜的，她真的来了？
我从牛皮纸袋最底下摸出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边角已经发黄发卷，上面的人像也模糊了，但还能认出那是1974年我们初三（2）班的毕业合影。
四排人站在学校门口的大槐树底下，男生穿白衬衫，女生穿碎花褂子，一个个表情拘谨得像去参加葬礼。
我的目光在照片上来回扫，最后落在第二排靠右边的那个女生身上。
她扎着两根羊角辫，额头光光的，眉眼生得清秀，嘴角微微抿着，像在忍住什么笑。
于秀敏。我默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窗外的雨还在下，我关上台灯，躺回床上，脑海中像放老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全是年轻时的事，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
天快亮的那一阵我打了个盹儿，又做了个梦。
梦里的我还是十七八岁，站在县一中传达室门口，手里攥着一封信。
信封上的地址被水洇花了，只有收信人那一栏还认得出来，写着“转交张德康”。
我正要拆信，传达室的老头却隔着窗户说，“人都走了，你寄给谁去呢。”
我一下惊醒了，后背全是汗，外头已经亮了，雨也停了。
我起床，洗漱，换了一件压箱底的中山装，那是刘秀贞活着的时候给我做的，一年到头也舍不得穿几回。
对着墙上那块裂了角的镜子照了照，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皱纹深得像犁沟。
我伸手想把中山装的领子抚平一些，手背上老年斑一块一块的，皮肤松垮垮没有弹性。
老了，我对自己说。
吃过早饭我就去了学校。
建设村小学离我住的房子不远，走上七八分钟就到。
两排砖瓦房，围着一个泥地操场，操场边上立着一根歪脖子旗杆，旗杆顶上挂着一面已经褪色的国旗。
这就是我站了四十年的地方。
到学校的时候，几个年轻老师已经在忙活开了。教导主任小马跑过来说，“张老师，教育局说省领导大概中午前后到，您下午别走远，要座谈的。”
我点点头，走进自己那间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教室隔出来的半间，摆了一张老式双斗桌，一把藤椅，还有两架子书。
桌上放着一摞作业本，是三年级学生的语文作业。
我在藤椅上坐下，翻开最上面那本，里面写着：我的爸爸。
歪歪扭扭的字，才写了几行，“我爸爸在镇上打工，一年回来一次。我妈妈在村里种地，我放学回去帮她做饭。”
我看了一会儿，把本子合上，心里又酸又软。
看看时间还早，我起身走到窗边。
操场上有几个孩子正在追着一只皮球跑，欢笑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声音脆生生的。
远处山上的雾气还没散尽，一重一重叠着，分不清哪是云哪是雾。
我想起当年初到建设村时的情景，那时候这里比现在荒凉得多，路是泥土路，一下雨就烂得像浆糊。
全村只有一口井，喝水要排队。
我第一次走进那间作为教室的破庙，里面坐着的孩子最多七八个，衣衫褴褛，眼睛却是亮的。
现在一晃几十年，庙拆了，盖了砖瓦房，最多的时候学校里有两百多个学生。
从建设村考出去的大学生，得有五六十个吧。
我把那本户口本又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纸条。
纸条是刘秀贞临终前放进去的，字歪歪扭扭，她那时候手已经拿不稳笔了，上面写着，“老张，那些信我没给你，是我对不起你。可我不后悔。”
我看了那纸条半晌，折好，又夹回去。
快晌午的时候，外头传来汽车喇叭声。
我往窗外看去，一辆黑色小轿车领头，后面跟着两辆面包车，正沿着新修的水泥路缓缓驶进村口。
车停在学校大门外，先是下来几个穿白衬衫的干部模样的人，领头的是县教育局的，上次来学校检查工作见过。
然后，中间那辆车的后门打开了。
一个女人下了车，穿一身深灰色西装，头发盘在脑后，身形挺拔。
她站定后，四下看了看，目光越过操场，看向那排有些旧的砖瓦教室，神色有些怔忡。
我隔着一扇玻璃窗看着她，忽然觉得许多年前在火车站，我隔着绿皮火车的车窗看见的那个扎羊角辫的姑娘，跟眼前这个人对不上号了。
我下意识抬手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发，心里说了一句，日子不饶人啊。
于秀敏。
你终于来了。
02
那天晌午的阳光很好，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瞧见于秀敏站在车边没动。
县里的人围着她说话，她点着头，眼睛却不往人脸上看，只是四处打量这个小学校园，像在找什么东西。
后来，她像是感应到什么，猛地朝我这间办公室的方向望过来。
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离开了窗边。
心跳得有点厉害，心里头乱糟糟的。
等我再探头看时，她已经被一群人簇拥着往一年级教室那边走了。
身后的尾巴足足跟了十来个人。
我回到藤椅上坐下，觉得腿有些软。
在抽屉里翻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两口才稳住神。
这几年我已经很少抽烟了，刘秀贞在世的时候管得紧。
她总说，你那嗓子是吃饭的本钱，抽坏了的学生听你讲课像听拉风箱。
想到刘秀贞，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户口本，又觉得胸口发闷。
走廊里传来一串脚步声，教导主任小马探进半个脑袋：“张老师，县里领导说让您准备一下，一会儿到会议室座谈，省领导要见见咱们学校的老教师。”我说知道了，把烟掐灭，又理了理中山装的领子，站到窗户边透了口气。
透过窗户，我看见于秀敏已经走到操场边，正站在那棵老槐树下面。
就是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站在校园里看着学生们升国旗的地方。
她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干，又抬头看了看树冠，步子忽然顿住了，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我心里跟着咯噔了一下。
那棵槐树，1977年我得知“于秀敏”考上大学那天，我在那棵树下蹲了半下午。
后来每年开春，我都在树底下站一会儿。
“张老师？张老师？”小马又喊了两声，我才回过神，跟着他往会议室走。
会议室设在校舍最东头那间，新刷的墙，摆了一张长桌，上面铺着蓝布，放了几瓶矿泉水，还有两盘水果。
说是会议室，其实就是原来放杂物的屋子腾出来的，屋顶还露着檩条。
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我认识的镇教育组长老孙，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大约是教育局的干事。
老孙冲我招手让我坐到他旁边，低声说：“省领导先去看学生宿舍，等下过来。张老师，待会儿座谈你重点说说这些年扎根基层的经历，这是县里交代的政治任务。”
我不爱听什么“政治任务”，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坐下，把双手搭在膝盖上。
手心有汗，我把巴掌在裤腿上慢慢擦了擦，心里想着，要是她看见我，认得出来吗？
又想着，到底能不能认出我，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等了大概十几分钟，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门被推开，先是县教育局局长先进来，脸上带着那种见了上级特有笑容，一边侧身让路一边说：“于厅长，这是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代表，张德康老师。张老师从1975年起就一直在建设村教书，四十多年了。”
那声“张德康”落在空气里，像一颗石子砸进平静的水面。
我看见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脚步明显顿了一下，脸上挂着的客套笑意僵了一瞬，好像一瞬间连怎么迈步都忘了似的，就那么怔在原地。
我的目光与她撞在一起。
她也看着我。
四目相对，空气像凝住了一般。她眼角的细纹比电视上要深得多，两鬓也见了白。但老了也还是能认出来的，毕竟是印在少年记忆里最深的一张脸。
大厅里安静了两三秒，有人轻咳了一声，她才像回过神一样，往前迈了一步，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却怎么都没出一声。
后来，她抿了抿嘴，快步走向我，伸出右手，声音有些发涩，“你好。”她的手掌干燥而温热，握上来时，我在她指尖感到一阵细细的颤抖。
我松开手，她似乎还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身在长桌旁落座。
座谈说了些什么，我其实没怎么听进去。
作为先进教师发言，我照本宣科地念叨了一番这些年山村教育的变化。
她就坐在长桌对面，隔着一层蓝色桌布的距离。
她偶尔低头记录，偶尔抬头看我的方向，落在我身上的目光停一停，又移开。
好几次她提起笔，笔尖停在纸上，迟迟没写下一个字。
午后座谈散了，县里安排在学校食堂吃工作餐。
食堂是村里给老师们盖的，不大，摆了四张圆桌。
我与几个年轻老师一桌，于秀敏被安排在隔壁桌，由县领导陪着。
她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那杯子是学校统一买的，白色的，上面印着“建设村小学”。
正吃饭时，她忽然放下筷子，侧过头，朝我这边望来，看到我在看她，又轻轻移开目光，像是不经意似的。
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低下头扒了半碗饭。
碗里的肉是上午县里送来的，食堂师傅特地加了两道菜，我吃在嘴里却尝不出味道来。
饭后，年轻老师们都散了，我去水龙头底下洗碗。
正冲着，身后传来说话声，“张德康老师。”我回过头，于秀敏站在食堂后门口，手扶着门框，帽子摘了，露出灰白的头发，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打量。
她顿了顿，又说，“我想到村子里走走，你能带个路吗？”
周围没有旁人。县里的人大约以为她想走访民情，都留在食堂陪着说话。
我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说，“行。”
03
出了学校大门是一条土路，通往村子里。
前两年搞村村通，主干道修了水泥路，但从学校到村口这条小路还是老样子，下雨天泥泞，晴天也坑坑洼洼的。
我走在前头，她跟在后面，一路无话，只剩脚步声和偶尔的鸟鸣。
路过村口那口老井的时候，我停下来，她也停下。井圈是石块垒的，井口盖着一块水泥板，早就不用了。
她望着井沿，忽然开口：“那年我刚到公社报到，来接我的民兵营长说，从公社到建设村要翻三座山。我走到半路就哭了，心想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听了没说话，却也想起那时候的事了。
1975年春天，我被那趟绿皮火车运到了贵州地界。县里把分配名单念了一遍，念到“张德康”时，底下有人应了一声“到”。
那一路上，我都在想，于秀敏现在应该在城里厂子办入职手续吧。
我那时候，只是想她将来好过些。可我没想过，我那天应的那一声“到”，往后四十多年都没能再解脱出来。
“学校那时候还是座破庙吧？”于秀敏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我“嗯”了一声。
“庙里原来供着山神，后来山神请走了，摆了课桌。桌子是石板上架一块木板，坐的是石头墩子。墙上连黑板都没有，我找了块木板刷上墨汁，挂在墙上当黑板用。”
她侧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我们继续往前走。到村东头，她忽然停下脚步，指着一座已经塌了半边土墙的院子问我：“这里以前是不是住过一户姓周的人家？”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来看过你。”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轻到我差点没听清。
我猛地停下脚步，转头看着她。
她站在倒塌的土墙边，阳光从屋檐的破洞漏下来，照在她脸上，明一块暗一块。
“哪一年的事？”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紧。
她沉默了一会儿，像在精确地回忆日期，“1984年春。”
1984年。我心里算了一下，那是我和刘秀贞结婚前一年。也就是说，她来看我时，我还一个人住在那间土坯房里。
“我到公社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垂下眼，语速慢下来，“我打听到你在建设村小学教书。我想来找你，犹豫了很久，后来还是没进村。我在公社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坐车走了。”
“为什么没来？”我问。
她抿了一下嘴，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怕打扰你。”
这四个字，隔了四十多年，听在耳朵里像沙子磨玻璃。
她说的时候低下头，不看我，也没解释更多。
我能分辨出她没说出口的半截话是，“我怕见了你，就没勇气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着阳光底下被晒得发白的黄土路，心里那道被埋得很深的伤口，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掀开一角，露出里面蜕了皮的、嫩肉一样的记忆。
我转开头，“后面那几年，你过得还好？”
她顿了顿，“还行。考上大学，毕业分到省里机关，一步一步熬上来了。”她语气平淡地说完这些，像在讲别人的事，风从山坡上灌下来，吹乱了她耳边的碎发。
我沉默地点点头。心里隐约浮起一句话：“你走了我替你走的路，我替你过了你该过的日子。”到嘴边转了一圈，又咽了回去。
我们从村东头绕了一圈，往回走。
快进学校大门时，她突然放慢步子，看了一眼那排教室，像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了句：“这地方……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听了，不懂她指的是什么。是觉得建设村没有想象中那样山穷水尽，还是觉得她记忆中那个当年把她吓哭的穷地方后来变了样？
但她没再往下说，我也没追问。
回到学校，下午还有一节课，是三年级的作文课。
我把她让到办公室，自己拿了课本准备去教室，她站在门口，忽然开口说：“我能去听听你的课吗？”
我看着她，犹豫了一下，说：“随你。”
教室里，十几个孩子齐刷刷地站起来喊“老师好”。
我走上讲台，把课本放在桌上，眼光扫了一下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的她，她像一个格外大的学生，安静地坐在那里。
那节课我讲的是《我的家乡》。
开头几句话我记得清楚：“你们知道什么是家乡吗？就是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会想回来看看的地方。”说这话时，我瞥见坐在角落的她低下了头，用手指捻着衣角。
那堂课她听了三十来分钟，下课前，她悄悄从后门出去了。
我往那方向看了一眼，只看见门框边上角一闪而过的一片深灰色衣角。
课结束后，我收拾了课本回到办公室，桌上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晚上我在老槐树下等你。”字迹娟秀，像四十多年前写在笔记本上的那行字一样。
我把纸条折起来。
放进衬衫口袋里，半天没言语。
04
傍晚的操场上，孩子们都回家了，几只麻雀在旗杆下的沙堆上啄食。
我站在老槐树底下，等着，连自己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一片橘红色，风里带着田野里新翻的泥土气息。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看见于秀敏换了一件深色的薄外套，正朝这边走过来。走到离我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住。
“你说你1984年来过，那时候，我就在这棵树下站着。”她缓缓开口，目光落在粗糙的树皮上，像是自言自语，“那时候这棵树还没这么大的冠子，树底下没有围栏，山坡上光秃秃的。我记得我站了半天，想进村又不敢进村，后来就在这村口围墙底下蹲着。”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得快要被风吹散：“后来我看到一个人从山路上背着一捆柴火下来，走得很快，进了村头那座院子。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往前了。”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半天透不过气来。
她说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我。
那个傍晚我确实去山上捡柴了，捡了满满一捆，走下山时天色已经昏黄了。
“你最终还是没来见我，”我说，声音干涩，“是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在这边安了家吗？”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天边的云彩已经淡成了灰白色，才开口，声音很低：“德康，我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我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嘴角牵了一下，却简直笑不出来。是想说你那时候要是真为了我好，就不该一直不出现。可我没有说出声。
“那年我听说你结了婚，”她说，“我查了半天，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后来我给自己想了一条理由，你有了你自己的归处，我这个过去的人何必再跑来打乱你的日子。”
我没有接话。她又说：“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像是找借口。”
“不是找借口。”我开口，嗓音很重，“秀敏，我不怪你。我现在也快七十的人了，要是再到这个年纪还拿这些事折腾自己，那也不像话了。”我顿了一下，又说，“只是，你欠我一个解释，欠了我几十年。今天终于等到了。”
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的声音。她背过身去，肩头微微颤抖。我没有上前，也没有喊她，就这样站在老槐树底下，听见风穿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转回来，眼眶泛红，但语气恢复了那种习惯性的克制：“德康，这些年你一个人……怎么过的？”
“过日子呗，”我说，“教教书，种点菜。秀贞走得早，家里就剩我一个。倒也清静自在。”她没有再问下去。
我在石头上坐下，掏出一包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看着远处慢慢暗下来的山脊线，忽然有种想说点什么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憋了太久。
“秀敏，你可能不知道，”我吸了口烟，慢慢地说，“当年我在火车上，看着站台越来越远，心里其实没想过日子会苦成什么样。那时候年轻，吃什么苦都不怕。我怕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就是一个人在那种地方待久了，好像自己已经从原来的世界里被卸下来了，就像一块零件掉到轨道缝里，再也装不回去了。”
她站在两米开外，安静地听着。
“人这一辈子啊，”我说，“其实就是打这頭到那头的路程。有的人走得近，有些人走得远，最后都会到同一个归宿。”
61年，我快七十了。要是没有刘秀贞，我可能早就不在这世上了。
夜色渐深，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她轻轻开口：“德康，我想帮你做点事。让县里给你调个好点的环境。”
我掐灭烟头，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不用了。我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到这把年纪还挪什么。”
话说完，忽然看见她眼泪就顺着脸颊滑下来了。
她没抬手擦，就那么站着，任由泪珠一颗一颗落到衣襟上。
我看着她红了的眼，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复杂滋味来，既不是恨，也不是怜，更像一条河在窄窄的峡谷里被憋了几十年，终于开了一道口子，流出来的水却已经不湍急了。
“你哭什么，”我轻声说，声音比想象中平静，“几十年前的事，早都过去了。”
她摇了摇头，用手背擦了一下脸，声音带着一点哽咽：“我不是哭过去的事。我是哭你这个人……你明明不该受这些苦的。”
我站在槐树下，沉默了很久。
“造化弄人吧。”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转身往回走。
身后传来她轻轻的脚步声，跟了几步就停了。
我回到家里，在床上躺了很久，却怎么也睡不着。窗外月光照进来，银白色的，落在那本旧户口本上。
05
第二天早晨，学校里气氛照旧。
于秀敏一早就进了县教育局在村里设的临时办公室，开会，翻材料，跟干部们谈话，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在教室上课，透过窗户偶尔能看见她匆匆走过的身影。
我跟自己说，昨天那些话说完就算了，不该再有什么念想。
上午放学前，小马急匆匆跑来喊我：“张老师，张老师，省领导要见您，在会议室等呢！”我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去了。
会议室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见于秀敏独自坐在长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厚册子，正低头翻着看。
她抬起头看到我，神色有些复杂——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似的。
“你还是不肯调动？”她没有客套，第一句就开门见山。
“不是不肯，”我拉开椅子坐下，“是没必要。我在这儿待惯了，学生认得我，我也认得他们。把最后这几年好好教完，比去别的地方适应新环境强。”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面前那本册子转了个方向，推到我面前：“你认得这个吗？”
我低头一看，心像被什么东西猛锤了一下似的——那是一本蓝色硬壳的册子，边角磨损，封面上有几道水渍，隐约能看出是一本档案登记册。
册子左上角用褪色的钢笔字写着“建设村知青登记簿（1975年度）”。
我的手停在半空，没有立刻去碰。
“你从哪儿找来的？”我的声音有些发紧。
“县档案馆翻出来的，”她说，“昨天晚上，我没怎么睡。”
我伸手翻开册子，纸张已经黄脆，上面的字迹也有些模糊。
翻了十几页，在靠中部的页面上看到了一个名字：张德康。
名字后头，用不同颜色的笔迹记着几行小字。
我1975年3月报到，1976年冬天转到小学代课，1980年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取消考学资格……我盯着那行字，眼睛有些刺痛，里面的“家庭成分”四个字刚劲有力，一看就是后来有人用钢笔补录的。
于秀敏的声音从对面传来：“你当年写给我的信，我确实收到了几封。但后来再没有收到过。我一直以为是你自己不想再跟我联系了。”
我没说话。
她继续说：“知道为什么后来你寄到我家老地址会全部被退回来吗？我去查了，老宅子1980年拆迁，我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人了。但在这之前，还有几年，信是被人收走了的。”
我抬头看着她。
她直视我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德康，我认真查过当年的事。你被取消考学资格，不是因为你自己犯了什么错，是有人把你那份考学推荐表抽掉了，理由写了四个字，‘成分不宜’。”
我愣在原地，“这不可能……我当时看到那张退回来的体检表，上面盖的章是‘县招生办’。”
她吸了一口气，像是掂量了很久要把这句话说出来：“县招生办当年有个副主任，姓刘。后来调走了。这个人，是刘秀贞堂哥。”
我的脑中轰地一声，像有什么东西被突然推倒了。
她的声音放轻了许多：“我后来反复核实过，刘秀贞的堂哥当年在县教育局招生办任职。你申请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报名材料要过他的审批。是他签了‘不予通过’的意见。”
“你说这些，有证据？”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
她点头：“有复印件。年代太久，纸都脆了，但字迹和盖章都还在。”
我看不清面前的东西了。眼前的蓝皮册子、她的话语，全都模糊成一片。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于秀敏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了下来：“我猜，她是怕你走了，就不回来了。”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直直扎进心口。
我坐在会议室里，一动也动不了。
窗外传来下课铃声，清脆的一串响，像什么都不曾发生，又像什么都变了。
过了很久，我才开口：“这事你告诉别人没有？”
“没有，”她说，“我只跟你讲。”
我站起身，没有看她，声音沙哑：“你容我想想。”
我说完便转身走出了会议室，没有回办公室，一路走出了校门，往山坡上走。
午后的阳光白晃晃的，照得眼前发花，我走了好远，在一棵老松树底下站住，伸手扶住粗糙的树干。
手掌心传来粗粝的触感，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树皮里，身体微微发抖。
刘秀贞，刘秀贞。
跟我过了三十多年的女人，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临终时攥着我的手说“我不后悔”的女人。
原来，她说的是这件事。
06
我不知道在山上站了多久。
回过神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
我拖着步子下了山，没回学校，直接回了家。
进了院子，在门槛上坐下，掏烟点上。
烟抽完一根又续一根，地上落了一片烟灰。
屋里很静。
墙上挂着刘秀贞的照片，黑白照，她四十多岁时的样子，穿了件碎花衣裳，头发抿得整整齐齐，嘴角带着一点笑。
我盯着照片看了半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像滚水一样翻。
我想起她年三十晚上包饺子时把一枚硬币包进去，说谁吃到来年走好运。
想她冬天里把我棉袄补了又补，补丁摞得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想起她临终前已经瘦得脱了形，手却还攥着我的手指头不肯放，嘴唇一张一合地说：“老张……那件事，是我不对。可我不后悔。”
我当时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只当她是病重糊涂了，说胡话。
我抬手搓了一把脸，掌心的粗糙磨得脸皮有些发疼。
不知道过了多久，院门被人轻轻敲了几下。我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于秀敏。她已经换了一身便装，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想，这个还是应该亲手交给你看。”她把信封递过来。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去接。
于秀敏没有缩回手，就这么举着，两个人的手僵持在半空中。
过了半晌，我慢慢抬手接了。
我的手指在触到信封的时候微微发颤，缓了一下才拆开，里面是一张复印纸，边角发黄，纸张纤维都翘起来了，上方写着“高等学校招生报名审查表”。
最右侧一栏，盖着一个红章，旁边用钢笔签着三个字：不通过。
下面的审批意见栏里，写着一行字：“该生家庭成分不宜录取。”落款处签着一个字：刘。
我认得那个字迹。
我见过太多次了。
刘秀贞的堂哥来家里吃饭时，喝多了会拉着我说话，偶尔写几个字给我们看，强调他自己的字写得好。
彼时，我只觉得人家是客气。
复印件上的那个字，跟酒桌上看到过的一模一样。
我感觉手凉得像冰。把纸对折，又对折，塞回信封里，攥在手心，没有开口。
于秀敏站在院门口，声音很轻：“德康，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我开口，声音干涩得像砂纸刮过，“这事跟你没关系。”
“可当年要不是我父亲……”她没说下去，嘴唇抿了抿。
“你父亲是你父亲，”我说，“你是你。”
沉默了一阵，我又补了一句：“再说，就算没有你父亲，我们家成分也不好，那时候怎么都轮不到我头上。”
这话当然是宽慰了，成分不好是事实，但如果没有被顶替，如果我还是那个留城名额的本来人选，事情的走向或许完全不同。
于秀敏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好一会儿，她开口：“明天我就要回省里了。”
“嗯。”
她顿了顿：“德康，你想不想去看看县里的中学？那边条件好一些，缺有经验的老师。你要点头，我来安排，一个月之内就能办成。”
我攥着那个牛皮纸信封，低头看了她一眼，说：“不用了。再过三年我就退休了，别折腾了。”
她没有坚持，低头站了一会儿。
“你和刘秀贞的事……我不问了，”她轻声说，“那是你们之间的事。”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又停下，背对着我：“你要怨她，就怨。怨我一个人，也行，毕竟起因在我。当年在火车站的时候，我对你承诺过的话，这辈子都没兑现过。我心里有愧。”
夜风穿过院子，吹动她外套的衣角，又吹散了她的话尾。
我站在门槛边，看着她的背影慢慢缩进夜色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直堵到喉咙口，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回到屋里，我打开那个牛皮纸信封，把复印件抽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我找出一只旧铁皮盒，把复印件放进去，盖上盖子，塞到柜子最顶层的角落。
可那一夜，我在床上烙了半宿饼，怎么翻身都睡不着。
刘秀贞的脸、她临终前的手、她说的那些话，一遍一遍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
我躺到后半夜，终于还是起来，披上衣服，点了一根烟，坐在门口，对着沉沉夜色吐出一口烟雾。
山村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远处溪水的声音。
我坐在那里，想起许多年前的那个傍晚，我收到县招生办退回的报名材料，一个人在操场上坐到天黑。
刘秀贞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隔了老远看着我。
后来她走过来，把一件外衣轻轻披在我肩膀上，说：“天凉了，回去吧。”
当时我以为她是心疼我，现在看来，她也心疼自己。我在那个山村里多留一天，她就多安心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