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春，上海虹桥一带，鲁迅正在为一篇谈文字改革的文章作准备。那时的他已病重，却仍在关注一个看似冷僻、实则关系教育普及的问题：汉字究竟是文化的根脉，还是普通人读书的门槛？
这句话流传极广，许多人顺手把它归到鲁迅名下。可若认真查找原始出处，就会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现有鲁迅著作中，很难找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作为完整原句的可靠出处。文字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这句话很可能与钱玄同的激烈主张混在了一起，后来又被概括成鲁迅的观点。
鲁迅确实批评过汉字，也确实支持过文字改革，但“主张改革”与“亲口说出这八个字”，并不是一回事。历史文章最怕张冠李戴，尤其是名人名言，一旦传播开来，往往比原始材料更有声势。
鲁迅早年并非一开始就想当作家。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最初学习日语和医学，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在课堂上观看日俄战争幻灯片，他看到同胞被当作旁观者和被处决者，周围中国留学生却神情麻木。
那一刻的刺激，改变了他的选择。他逐渐认识到，身体上的疾病可以靠药物医治，精神上的麻木却不是一张处方能够解决的。1906年前后，鲁迅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和思想启蒙。后来写出《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都与这种认识有直接联系。
也正因为如此，他特别在意文字能不能被普通人掌握。晚清以来，识字教育始终覆盖有限，大量民众没有机会进入学校。繁体字笔画多、异体字复杂，古文又与口语距离很大。对受过训练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一套传统；对刚刚接触书本的人来说，却可能是一堵墙。
当时的知识界因此形成一种强烈判断：国家要摆脱贫弱，不能只靠少数人读书办报，必须让更多工人、农民和城市平民进入教育体系。文字如果过于难学，知识就会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逻辑，正是鲁迅等人批评汉字的现实背景。
有意思的是，鲁迅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文化。他承认汉字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也知道汉字典籍保存了民族的思想成果。问题在于，文化遗产能否直接承担现代教育的任务。旧文字适合保存经典，不一定适合迅速扫除文盲，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当有人把“汉字不能动”视为文化忠诚时，鲁迅的态度十分尖锐。他大意是说，文字原本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反过来让人牺牲在文字面前。若一种书写制度使大多数人长期被挡在知识门外，那么改革它，便不是背叛传统，而是重新安排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钱玄同等人，都曾从不同角度推动白话文、国语和文字改革。不过，他们并非主张完全相同。有人希望简化字形，有人主张拼音化，有人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也有人只要求改变文言文的统治地位。
钱玄同的态度尤其激进。他曾把汉字视为普及教育的严重障碍，提出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设想。“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一说法，通常也被认为与钱玄同的言论关系更密切。后来它频繁与鲁迅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二人都站在文字改革阵营，且鲁迅的声望远高于一般学者。
鲁迅本人支持拉丁化新文字，却没有留下足够证据证明他主张立刻废掉汉字，更不能把这句话当成他一生的完整结论。他关注的是民众能否识字、能否读报、能否接触新知识，而不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西化”。
当时有人曾问：“难道汉字真的要全部不要了吗？”
改革者的回答更接近这样：“先让多数人读得懂，再谈文字保存什么。”
这番争论，反映的不是简单的崇洋，而是救亡压力下对教育效率的焦虑。
方案最终没有走向彻底废除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字改革采取了更稳妥的路径。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整理公布《简化字总表》，1958年又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汉字保留下来，字形得到简化，拼音则承担注音、教学和推广普通话等功能。
这条道路既没有完全照搬拉丁字母，也没有把汉字原封不动地留在旧式教育体系里。事实证明，鲁迅等人对汉字难学、教育难以普及的批评有现实依据，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作为鲁迅原话，仍应谨慎使用。名言可以流传，出处却不能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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