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12月，长沙烈士公园奠基仪式举行，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潜共同铲土。现场很安静，但干部队伍中很快传出疑问：程潜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让他参加这样的仪式，是否合适？
严格说，烈士公园奠基发生在1951年12月，标题所说的1952年，更多是将这一事件与程潜在湖南任职期间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年份上的差异，而是黄克诚为什么坚持邀请程潜。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后，局面并不简单。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避免了长沙遭受大规模战火，但国民党旧有势力、地方武装和湘西土匪仍然存在。湖南既是南下大军进军西南的通道，又是农业大省，恢复秩序、安定民生，哪一件都不能耽误。
中央考虑湖南的特殊情况，安排程潜担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两人身份不同，经历不同，工作方法也不完全一样，却被放在了同一张桌子前。
毛泽东在北平接见程潜时，曾亲自与他商谈职务安排。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林彪则是年轻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毛泽东考虑到程潜的资历和影响，最终安排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这个安排本身，就体现了新政权对起义将领和党外人士的政治使用。
到湖南后，黄克诚没有把程潜当作摆设。湘西剿匪时，他专门登门征求意见。程潜提出，对被迫为匪、愿意放下武器的人，应当争取收容改造；对拒不悔改、继续危害百姓的匪首，则必须坚决打击。
这条意见很实际。湘西的土匪并非一盘散沙，既有地方恶霸和旧式武装，也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牵连。若只靠军事围剿，容易造成地方反复；若一味宽纵，又会让百姓继续受害。黄克诚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把政治争取和军事清剿结合起来。
八面山一战，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当地山势险峻，土匪凭借岩梯、碉堡和滚木擂石固守，正面强攻十分困难。解放军通过投诚人员了解地形，避开守卫严密的山门，攀登悬崖奇袭山顶，很快打掉了这股顽固武装。
黄克诚曾形容湘西是湖南的“盲肠”，不割除这股势力，既影响地方安宁，也会威胁大军入川的交通线。到1950年底，湖南境内的大规模匪患基本肃清，程潜在政治争取方面的经验，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正因为有共同工作的基础，黄克诚才坚持让程潜参加烈士公园奠基。面对议论，他没有绕弯子，而是直接列出三点理由。
“革命不分先后，程潜率部起义，避免了长沙战火，这是有功的。”
“烈士公园纪念的，不应只有某一个党派的牺牲者，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方面为民族、国家牺牲的人，都应当被铭记。”
“程潜参加过政治协商会议，也代表一部分民主人士。请他参加奠基，是共同建设新湖南的意思。”
这三点并非简单替程潜开脱，而是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解释。程潜虽然出身国民党系统，但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和平起义。对于这样的人物，评价不能只看过去的党籍和军职，还要看他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程潜本人起初并不愿意主持。他顾虑自己过去的身份，担心引起误解。黄克诚却反复邀请，名单中也列上了程潜的名字。程潜最后接受安排，与黄克诚一起完成了奠基。
两人的合作并不止于一场仪式。1952年，黄克诚带队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程潜同行。面对故居门匾，程潜称赞题字“真实”，还说毛泽东“国人无右，古人无右”。这类话带有明显的个人感受，却也反映出他对政治形势和历史人物的判断。
参观韶山小学时，校长提出校舍破旧、学生增多的困难。程潜当场表示，会向有关方面反映。随后，学校获得经费，扩建教室，添置桌椅，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事情不大，却说明这两位负责人已经把注意力放到了地方治理和民生事务上。
1952年10月，黄克诚调任北京，离开湖南。临行前，程潜设宴相送。几年并肩工作，从剿匪到城防，从政务到教育，两人形成的默契，早已超出一次职务安排或一场奠基仪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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