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壮飞：智救党中央，长征中的“千里眼”，牺牲为何至今成历史谜团？

1931年4月，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值夜班的人，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钱壮飞。桌面上，五封标有“徐恩曾亲译”的特急电报接连送来。异常的频率，让他立刻意识到，敌人内部发生了大事。

钱壮飞没有声张。他取出密码本，迅速将电报译出。内容令人震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中央特科、党中央机关和地下交通线，都可能暴露。

“情况紧急，必须马上通知上海。”

钱壮飞随即设法把情报送出，并通过女婿刘杞夫转交给李克农。李克农收到消息后，立即报告周恩来。中央连夜采取转移、撤离和更换联络方式等措施，国民党特务机关精心布置的搜捕计划因此落空。

这次预警的价值，远不只是救下几名同志。顾顺章熟悉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住址和联络方式，一旦敌人抢先行动，后果很可能是中央机关遭到成片破坏。钱壮飞在最关键的时刻，看懂了五封电报背后的危险。

钱壮飞1896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原名钱壮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他做过医生，也从事过美术、编辑和无线电方面的工作。这样的经历，使他既能与各色人物周旋，又具备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

1925年，钱壮飞与妻子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中，他常以行医作掩护，医药箱上层放药品，底部则藏着文件和宣传材料。夫妻二人出诊、散发传单，甚至在家中以打牌为名掩护秘密会议。

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训练了他的谨慎、记忆和应变能力。地下斗争没有固定剧本，身份、口音、住址，甚至一次不合时宜的停顿，都可能引起怀疑。钱壮飞后来能够进入敌特机关核心，与这段经历密不可分。

1928年，他考入国民党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那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技术考试，而是敌人培养特务和电讯人员的场所。钱壮飞成绩突出，很快受到徐恩曾赏识，被安排担任机要秘书。

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既是危险，也是极难得的机会。经组织批准，钱壮飞留在徐恩曾身边工作，并与李克农、胡底建立联络。三人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

钱壮飞掌握着电报收发、密码文件和各地特务人员的基本情况。为了获取重要密码，李克农和钱壮飞曾利用徐恩曾贪图享乐的弱点，使他暂时放下随身携带的密码本，乘机完成抄录。这个细节听起来像险棋，实际上每一步都建立在长期观察和严密配合之上。

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在危险边缘。他没有继续冒险，而是先把重要电报交给徐恩曾，再设法离开南京，赶往上海转移家人。徐恩曾后来得知真相，曾扣押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外孙。由于担心自身丑事和内部问题被揭露，家属最终获释。

离开敌特机关后，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部负责人，并参与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他不只负责破译，也重视培养人员。红军中有些干部认为保卫、侦听和译电不如上阵杀敌直接，钱壮飞便用自己的经历说明：看不见的情报，同样能够改变战场。

他与曾希圣等人整理教材、讲授密码和侦听知识，把分散的经验变成可以传授的方法。队伍规模并不庞大，设备也相当有限，常常依靠缴获的电台和简陋器材工作。可在行军途中，他们仍需连续截获、判断和破译敌军电报。

长征开始后，情报工作直接关系到中央红军的生死进退。四渡赤水期间，军委二局提供的敌情，使红军能够及时掌握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调动。毛泽东后来谈到进军贵州时，曾肯定曾希圣、钱壮飞在情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意思的是，钱壮飞并不是只在后方译电。他随部队行动，携带设备转移，常常边走边处理情报。对一支处在围追堵截中的队伍来说，情报人员既要懂密码，也要经得起长途行军和突发战斗，这种压力绝非办公室里的技术工作可比。

1935年3月29日，红军在贵州一带行动。关于钱壮飞当天的遭遇，现有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较为常见的说法是，他在乌江附近遭遇敌机轰炸，部队疏散后失去联系，重新集合时未能找到他。

另一种说法来自金沙一带的调查与民间记忆：钱壮飞掉队后，曾试图寻找过江道路，途中遭地方反动民团或土匪杀害。两种说法在时间、地点和经过上存在差异，至今难以用一份完整证据加以统一。

可以确定的是，钱壮飞牺牲时年仅39岁，距40岁生日尚有一段时间。红军曾派人寻找，毛泽东、周恩来也多次过问结果，但那个在秘密战线和长征路上屡次提供关键情报的人，最终没有再回到队伍中。

关于他的遗体和具体遇难经过，历史留下了缺口。后来，贵州金沙一带被认定为钱壮飞烈士牺牲地，并设有纪念设施。钱壮飞的儿子钱江后来投身电影工作，曾以父亲智救党中央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电影《金陵之夜》；女儿钱蓁蓁则以艺名黎莉莉活跃于中国电影史上。

那五封电报曾被及时译出，挽救了中央机关；而1935年3月末的那段行军，却没有留下同样清晰的答案。英雄已经确认，谜团却停留在乌江与金沙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