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当“做个好妈妈”竟成被捕理由

When Mothers Get Arrested for Mothering

培养独立的孩子，本不该如此艰难。

2026年9月8日

SSPL / UIG / Bridgeman Images

今年6月，弗吉尼亚州一位名叫卡里安·帕金森（Karyann Parkinson）的母亲，带着5岁的儿子骑自行车出门。途中，他们停在自家封闭式社区内的一个池塘边，从草地上捡了一些鹅毛。两人骑车回到家后，儿子问母亲，能不能自己走回池塘再去捡几根羽毛。当时，帕金森正怀着第五胎，已有八个月身孕，不仅正在备考律师资格考试，而且——或许最要紧的是——她当时正在做午饭。尽管如此，她还是同意了。

这段路并不长，只需沿着距离马路10英尺（约3米）远的人行道走，再穿过两个设有斑马线的十字路口。帕金森知道儿子完全能应付（事实上，他当天早上已经成功走过六次了）。但在男孩前往池塘的途中，一位热心的路人发现了他，随后通知了社区保安，保安又报了警。没过多久，几名警察就敲响了帕金森的家门，紧随其后的是儿童保护服务机构（CPS）的工作人员。案件负责人决定对帕金森提起刑事指控。上周，她因“促成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被定罪，并被列入弗吉尼亚州的虐待和忽视儿童者登记名册，该记录将保留七年。

帕金森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得知自己似乎“犯了大错”后，变得非常崩溃。此前，这名男孩曾礼貌地向保安解释，自己不被允许上陌生人的车，并熟练地跟着保安走回了家。尽管警方将帕金森视为疏于照管的失职母亲，但她的丈夫——一名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平时接触过许多焦虑的年轻人——试图向警官解释，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刻意让孩子们去接触适当程度的挑战与风险的。但官员们依然无动于衷。两周后，两名警察拿着逮捕令再次出现在帕金森门前。“事情就这样不断升级，”她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愿意退一步想想：‘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根本不是个事儿。’”就在被捕一周后，她生下了宝宝。

帕金森说，上周的有罪判决让她感到茫然失措。15年来，她一直为自己作为母亲的审慎选择感到自豪，但最近却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在想，我是不是真的疯了？”她的律师已对判决提出上诉，帕金森将迎来重审。

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出于各种原因减少了生育。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社会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极高期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的生育率断崖式下跌。面对这种无处不在的育儿焦虑，许多社交媒体网红和公共知识分子建议父母们“少做一点”：别再绞尽脑汁地筹办奢华的生日派对，别再排满从早到晚的“能力提升”课程，也别再像老鹰一样时刻盯着孩子，生怕他们遇到一丁点危险或不适。

然而，尽管职场父母渴望回到孩子们更加独立自主的年代——无数社论也都在呼吁“让孩子远离屏幕、自由探索”的智慧——但社会似乎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如今，大多数家庭都是双职工，尽管这些成年人中的许多人也曾享受过挂着钥匙、无人看管的童年乐趣，但现在看到孩子独自待着，不仅邻居会感到惊恐，连警察和检察官也会如临大敌。换句话说，父母们正被夹在财务压力与日益膨胀的社会育儿标准这两股力量形成的“老虎钳”中，动弹不得。

帕金森的遭遇并非孤例。2008年，莱诺尔·斯肯纳齐（Lenore Skenazy）因在专栏中写道，她让9岁的儿子在曼哈顿中城逛完布鲁明戴尔百货后自己坐地铁回家，从而登上全国新闻。许多人同样将她的决定斥为虐待或忽视儿童。此后，斯肯纳齐创立了所谓的“放养儿童”（Free-Range Kids）运动，她偶尔还会发布一些母亲因让孩子享受昔日寻常的童年乐趣而被捕或入狱的报道。

2020年，佐治亚州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在疫情期间因让14岁的女儿在家照看弟弟妹妹而入狱，当时学校和日托中心都已关闭，但父母仍需上班。2024年，同样是佐治亚州的一位四孩母亲，在带另一个孩子去看医生时，因10岁的儿子独自步行前往离家不到一英里的镇上而被戴上手铐。帕金森的故事之所以能引发全国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肯纳齐率先在《理性》（Reason）杂志上报道了此事。

养育孩子本身就已经充满了各种妥协，我们实在没必要再对父母的关注度、娱乐安排和监管力度设定严苛到不近人情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因“疑似疏忽”而被警方逮捕的母亲中，没有一起案件里的孩子受到了实质性伤害。尽管在纸面上承认这种“禁忌做法”有些让人犹豫，但我自己10岁的女儿也曾独自出门找朋友玩，或者去商店买点东西。虽然我也曾提心吊胆，生怕被警察找上门，但她对这些建立独立性的机会的珍视，甚至超过了我对“不用时刻盯着她、满足她各种小任性”的轻松感。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让孩子参与一些不需要父母时刻盯着的活动，竟成了一种“大胆”的冒险。但这似乎又是平衡工作、其他成人责任与育儿需求的关键所在。

这并不是说，给予孩子一定的独立性就毫无风险：汽车是种威胁，每个孩子骨子里也都有调皮捣蛋的冲动。心怀不轨的陌生人袭击儿童虽然听起来可怕，但实际上极其罕见；在全国失踪儿童案件中，被陌生人绑架的比例不到1%。但在我们的社会想象中，这些风险可能被夸大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在其他国家，年轻人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因为父母预设他们遇到的成年人都会是乐于助人且充满善意的。

帕金森、斯肯纳齐以及许多其他父母都明白一个道理：独立对孩子大有裨益，他们能在独自做事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与能力。而培养这种独立性，归根结底正是为人父母的首要目标。这份工作在本质上就是艰难且苦乐参半的：他们迈向世界的每一步，都是远离你的一步。当然，这正是他们的人生旅程注定要抵达的终点。

作者：伊丽莎白·布鲁尼格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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