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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潮观鱼 土豆】
8月31日,《后西游记》开播当晚,芒果超媒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市值暴涨117亿元。AI短剧、游戏和传媒概念股也出现明显上涨。
但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则呈现出另一种热度——热搜虽多,话题却集中在“首部AI上星长剧”这个标签本身,而非剧情或角色。认为剧情拖沓、角色表情僵硬的批评之声并不鲜见,有观众直言“不会因为AI制作就主动降低要求”。也有不少人对画面完成度感到惊喜,称赞角色动作流畅,已经摆脱了AI视频常被诟病的粗糙感。
同一部剧,股民当概念追捧,观众当作品审视。站在这个争议漩涡之中的,是导演李东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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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为李东珅
在此之前,李东珅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河西走廊》、《中国》系列等高分历史纪录片的操刀者。上半年,他曾向芒果TV写了一封信,试图论证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激进的想法——用AIGC做一部长剧。
彼时AI短剧已占据行业新增内容的95%以上,但播放量破亿的头部作品占比不足0.2%。“高产低利”的困局中,几乎没有人相信长剧会是答案。
李东珅认为,行业需要几部AIGC长剧集把标准化的生产路径蹚出来。如果整个行业接下来两三年的注意力都被“短平快”锁死,AIGC对影视工业的价值会被大大低估。
三个月后,这部30集、单集40分钟的《后西游记》开播,成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1条”发布后,首部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创新模式的剧集。
李东珅坦承,自己吃到了“政策”和“技术”的双重红利。
传统模式下,一部剧从提案到播出动辄两年,开播时社会情绪早已变了样,“边审边播”让先播的五集成为“试金石”,反馈来了AI随时能改,这在过去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AIGC模型还在持续进化,后续画面只会越来越好,“都压在一起播,反而赶不上技术成长的红利”。
对于外界的批评,李东珅此前曾坦言,“拍纪录片很大的痛苦是没有人看到,现在被看到,争议本身就已经是胜利。”
从纪录片到神话剧,他放下了“名垂青史”的包袱,“这一次它首先是一个产品,拿来被讨论、娱乐、消费的。”
李东珅很清楚,《后西游记》的热度并不是因为剧作本身有多好,而是“市场太需要一个新话题了”。他透露,制作期间,市面上主流的影视公司和平台都来看过,“大家一致认为,这部片子的开创性意义,已经超过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相比做一部优秀的作品,这部剧似乎更多承载着验证AIGC长片可行性的作用,“以前大家还在问‘到底要不要把AIGC引入影视生产’,现在这部片子已经回答了——这是可行的,而且一定是趋势。”
从制作数据来看,《后西游记》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制作周期只有传统剧集的四分之一,团队规模约100人,单集成本约90万元,每分钟成本约2万到3万元,对比传统动画不到十分之一。
李东珅举过一个例子:第三集有一段“通臂”复仇的打戏,约3分钟,“用之前的任何方式去做,大概都需要四五百万,但我们这场打戏实际成本是2万到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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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结构也随之重构。传统剧组十多个工种,简化为导演编剧组、制片组、美术组、视觉生成组四个组别。100多人的团队里,学电影的不到30%,70%是学美术的。
“100人干了2000人的活”,这句话更概括了生产效率的飞跃。李东珅把自己定义为影视行业的“激进派”,预判未来两年甚至一年内,90%的影像产品都会不同程度用到AIGC,再往后,一半以上的长片都会由AIGC完全抽卡生成。
但比这些数字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以严谨考据著称的纪录片导演,为何选择用AI讲一个“西游二代”的神话故事?当技术大幅降低了制作门槛,影视创作的核心竞争力又该往何处迁移?
近日,在与新潮观鱼等媒体的对话中,李东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以下为部分对话实录:
问:您此前执导过《河西走廊》《中国》系列等口碑纪录片。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做一部AIGC神话题材长剧?
李东珅:去年,我们做了一部关于台湾历史的纪录片,叫《台湾岛记》,是用AIGC完成的。现在回看,就像AIGC的石器时代一样。
由此我们跑通了一个长剧集AIGC的工作流。所以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想,可不可以换一种表达方式。在芒果TV的芒果灵创平台的技术支持下,我更有信心来做这样的尝试。
我更习惯于从中国古典中去寻找表达载体。首先想到的就是四大名著,但觉得可能只有《西游记》能做大的改编,这时候发现一本小说叫《后西游记》,就借用了。
至于《西游记》,可能我不太会去碰。但我觉得,用新创造出来的人物去讲述我想讲述的故事,这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这次创作是我有史以来最快乐的一次,没有太多的历史责任,没有过于强烈的历史包袱,故事线索的发展可以更随意。以前是不能这样的,历史是怎样的就得怎么说。
问:这次的作品最想传递什么?
李东珅:每一次创作,我们都会把自己投射进作品里。
孙小圣其实就是我自己成长的人设。我生命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命运推着走的,我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孙小圣也是一样,他本来是一只非常快乐的小猴子,但命运却把他推到了那样的一天。
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的被动感。同时我也觉得,人的一生不在于赚多少钱、拥有多少权力,甚至不在于做出多少作品,根本性是你自己内心的强大。
在后面的故事中,大家会看到孙小圣的重生,以及他再次遇到四个伙伴——唐僧的继任者、猪八戒的儿子、沙僧的徒弟,还有来自龙宫的又一匹龙马。他们五个人重新踏上了取经的旅程。
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三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西游梦,每个人都在取经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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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后西游记》是“广电21条”后首部“边审边播”剧集。这一模式具体如何操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东珅:“广电21条”是在我们播出前出台的一个新政策。这个政策其实给电视剧的创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可以让创作的时效性增强。
以前一部片子可能做好提案准备以后,要两年后才推出,结果发现时代变了,观众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片子再推出的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21条”出台后,我们就踩到了政策红利,可以先播出五集,先感受一下观众的意见,再来调整和修改,跟观众做一个共创。
以往的剧集可能很难做到边播边审,这需要一次集中的拍摄制作,修改成本和拍摄成本都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AIGC就可以做到,如果观众有反馈,AIGC就可以及时修改。
比如我们在做第一集时,就做过非常大的修改。最初我们设想“牛魔王”是一号反派,结果第一场戏出来以后,我忽然发现“猕猴王”的状态似乎更阴一点,就改了。所以,创作过程的机动性很强,这就是AIGC的特点。这次创作确实很过瘾,最初的剧本到成片以后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它很适合“边播边审”。
其实,对于AIGC创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它的模型会成长。随着模型的进化,后续呈现的视觉效果会越来越好。如果都压在一起播,就赶不上这种技术成长的红利。
所以,我们其实踩到了两个红利,一个是政策红利,一个是技术基础增长的红利。
问:与观众“共创”的创作方式,最大的挑战和兴奋点分别是什么?
李东珅: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恐慌感,因为纪录片的观众是很沉默的,他们通常不会发声,所以创作过程有点像闭门造车。那么这一次呢,我可以感受到观众,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反馈。观众很有意思,他们会提出一些很灵动的想法。
下一周,我们也即将把全网的意见做一次梳理,选取一些有趣的建议,及时补充到我们后面的剧集中,这是一件完全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们后面也会考虑开放人设图和场景图,让观众来做一些番外篇的创作,那样可能会更有意思。
心态上最大的变化是,做纪录片时,我认为每部纪录片都需要把它变成作品,是要名垂青史的,这是自己给自己背上的包袱。那么这一次,我的心态是,首先它是一个产品,产品就是可以拿来被更多的人讨论、娱乐和消费的。观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尽量多给一些什么。创作思路是不一样的。
问:在实际运用中,哪些时刻让您重新认识了AI的能力与边界?
李东珅:我们之前做的那些片段,我觉得都挺好的,表演、动作、状态都在及格线以上。但等到孙小圣成长成孙悟空(接班人)的时候——第四集结尾那个状态——忽然就感觉不对了,生成得特别僵硬。同样的提示词、同样的模型、同样的抽卡师,出来的内容就是不对,大家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后来花了大概十天解决这个问题,发现原因很有意思:最初的人设图里没有尾巴。因为没有尾巴,AIGC默认他是一个人在扮演猴子。而扮演猴子的时候,面部会有假体和软体造型,AIGC就认为这些部分是不能动的,导致表情变得僵硬。表情一僵硬,动作也跟着僵硬。后来我们加了一点尾巴,一切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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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尾巴”前后的变化
目前还没有一场戏是我能想象出来但AIGC做不出来的。我们团队已经建立了跟模型有效的沟通逻辑和方式。现在反而是想象力跟不上模型能力了。
品控主要还是靠人来做。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看图和看生成的15秒、又一个15秒的短视频。随着团队磨合加深,我现在不用每个镜头单独看了,可能一分钟连在一起看一下就行。
关于连续性的问题,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情绪连续性。镜头是一个一个生成的,30秒内情绪有起伏,但下一个30秒需重新构建情绪逻辑,这个确实挺难的。我希望平台能够推出带记忆功能的工具,把一整集放在一个任务条里完成,这样情绪就能连贯了。现在没别的办法,只能靠大量的精细提示词,刚开始一个镜头大概要七八千字的提示词。
问:您认为AIGC创作者要“从脑子里去掉那摄影机”。对长期习惯传统影视语言的导演来说,这种思维转换最难的是什么?
李东珅:这件事特别重要!我们在做纪录片《中国》第三季时,进行了一次非常大的创作方法上的改变。
当时要讲中国神话和上古故事,觉得找人扮演挺奇怪的,就没用演员。但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刚好看到湖南台有档节目叫《绘画少年的天空》,就找了一批画家把历史场景画出来。我们没有用AI出图,全是手绘,视觉部分也没用AIGC,还是传统的CG模式。我大概有一年时间每天在看画,想象这些画动起来会是什么样。
所以做《台湾岛记》和这次孙小圣的时候,我的思维逻辑没有变,本质上就是定帧逻辑。我想象的是从这个画面到下一个画面,中间的过渡交给模型。未来创作的核心工作就是定帧设计,可能一分钟一张图,你要想清楚起始点和终点的人物关系、场景关系、构图和光影,中间交给AIGC就好。我认为这是思维方式的变化。
摄影机发明了一百五十年,底层逻辑是记录功能。AIGC只需要一个美术师出图出定帧,不需要灯光师、摄影师,甚至未来不需要剪辑师。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分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变化,对人的要求也在重构。很多优秀的导演难以转向AIGC,一个关键是他们放不下对摄影机的掌控感,那是他们安全感的来源,但做AIGC必须放掉这些。
未来优秀的AIGC生产者需要两种能力:一是想象力,能把无数个定帧构思出来;二是判断力,因为定帧之间的运动关系,模型可能同时给出几十种可能,你需要瞬间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未来只要你有想象力,就有可能成为优秀的AIGC使用者。
我们现在的团队里,学电影的不到30%,70%是学美术的。我对他们的美术审美修养要求更高。比打破规则更重要的是建立秩序,而这个“天理”就在你心里。这就是我面对AIGC的心态,也是我想通过这部作品传递的根本。
问:您用“100人干了2000人的活”来概括此次生产效率,请问一下《后西游记》的实际制作周期和人力分别是多少?
李东珅:项目是从今年湖南卫视和芒果TV双平台年会时开始提议的,大概5月份正式立项。算下来,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可能做了十六七集的量,过程中返工很多,特别是前三集,反复改了很多次。所以生产效率挺高的,我觉得未来还能更快。不过这次创作还是有实验性的成分,我们自己的工作流也在去年《台湾岛记》的基础上继续磨合,所以有一些时间上的压缩,未来应该还能再快一点。
我们这一次的生产,大概一百多人,分了四个或五个组别:导演编剧组;制片组;美术组三十多人,负责人物和场景设计图;抽卡师团队六十多人,也叫AIGC导演,再细分为分组导演和具体抽卡师;最后还有一个算法工程师小组。
我的工作和《中国》第三季时很接近,就是每天看图。我把脑子里想象的场景和叙事要求下达给美术组,美术组出图给我,我再交给AIGC生成组,生成运动画面后我来做最终审核。所以是多批素材同时推进,不完全按剧本逻辑走,大量靠飞页推进。
电影工业发展到现在分工已经很细了。一个超级剧组里可能有专门做道具的,甚至细化到有人专门做枪、有人专门钉钉子。这是工业化之后的结果。AIGC现在刚开始试工业化,分工还没那么细。我们这次一百多人,未来可能还会增加些人手,比如把写提示词的分得更细,不同人专门写不同类型的提示词。但总体人数肯定比传统影视少。
我觉得AIGC最大的意义就是创作平权,谁都能做创作。创作平权又会让影像的功能发生变化。前面也说了,以前的影像是用来看的,未来的影像可能是用来社交的,每个人都能做影像。所以团队肯定会越来越精简。但大型精品项目还是需要的,集中人力的超大型项目也会需要不少人,但不会到大几百人的规模,我觉得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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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觉得未来两三年AI会怎样介入影像生产?
李东珅:我是在兰州长大的。高中二年级时,大概1994年,戴尔电脑带着他们的486(系列)来做展销。那台电脑搭载了Windows系统,那时我们还用的是DOS系统和Basic语言。Windows出现时,我们都很震惊,觉得太厉害了。随后市面上出了很多教Windows使用的书,学校也开了微机课,有老师专门教这个,甚至靠它养家。今天还有人专门学Windows使用吗?没有了。AIGC也是一样。
目前我接触的影视公司都在用AIGC,只是程度和方式不同。有的公司把大场景交给AIGC生成,作为绿幕背景,前景用真人拍,相当于用AIGC做特效;有的则用真人实拍做表情和行为牵引,帮AIGC理解所需视觉效果。但我们这次完全不同,没有动用摄影机,完全靠抽卡完成。这在行业里目前唯一,但绝不是最后一个。
我觉得两年之内——甚至说两年是保守的,可能一年之内——90%的影像产品(新闻除外)都会不同程度用到AIGC。两年后,绝大多数、一半以上的长片都会由AIGC完全抽卡生成。我认为未来就是这样。
这跟我自己的史观有关。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只有三次足够伟大、影响深远的革命。第一次是十万年前人类学会用火,由此在数万年内完成了自主物质生产;第二次是两千五百多年前,不同文明开始形成各自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人类进入系统哲学思考;第三次就是今天的AIGC,它同时涉及物质和精神的双向变革。这场变革将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纪,其特征是彻底颠覆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所以我认为,接触AIGC或更广泛的人工智能,关键在于你放弃以往生产经验的速度。你越早彻底放弃,就能学会越多。这很像《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忘记九阴真经”——忘得越快,学得越快。
问:您认为AI下一步能做得更好的方向有可能会是什么?
李东珅: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模型,已经把物理性、光影的体积感做得非常好了。未来需要加强的可能是表演中的人物面部细节,特别是眼睛里情绪细节的呈现。从生产工艺角度看,关键还是我刚才说的“记忆性”问题,如何让模型更完整地实现表演的连续性,这是AIGC技术成长的一个重要方向。
对于影视生产,单看文本模型的话,我认为目前它们还没做好编剧准备,还需要人力支撑,但估计不会太久。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对于模型来说,剧本的物料量、语料量太小了,跟别的东西比太小了,所以编剧方面的成长会慢一些,而视觉部分会发展得非常快。
我觉得这次《后西游记》的热度,并不是说我们的片子有多么好,而是市场太需要一个新的话题了,整个影视行业的格局真的会因为AIGC时代的开始而改变。我们用这样一部片子来给市场一些信心,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有价值。
这个片子真正的破圈,是来自资本市场的反应。资本市场依然还是理性的,他们会用钱去投票。当市场给出反馈时,你会发现,以前大家还在质疑“我们到底要不要把AIGC引入影视生产”,现在这部片子已经帮大家回答了——这是可行的,而且它一定是趋势。
在制作过程中,几乎市面上主流的几家影视公司老板都来看过,几个主要平台也都有来看过。大家一致认为,这部片子的开创性意义,已经超过了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
我觉得在这种模式下,影视生产的可复制性和规模性都是可以实现的。我现在比我的同行在AIGC长剧方面大概领先一年的时间,因为毕竟我们有去年的经验,但这个经验真的很快就会被技术成长削减掉,它不会构成我们最终的优势。
我们最终的优势,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两点,就是想象力和判断力。还有一点,就是你跟模型交流的效率。大概就这三点,对于未来的规模化生产来说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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