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节,电影《张之洞》上映后,首日票房只有几十元,累计票房也不过几千元。电影冷清得出人意料,张之洞这个名字却因此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人知道曾国藩、李鸿章,却未必清楚,这位晚清重臣曾在教育、工业、军事和铁路建设上留下过深刻印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1837年出生,1909年10月4日病逝。他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中顺天府乡试解元,但后来科举并不顺利,直到二十七岁才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
他的仕途真正发生转折,是在处理中俄交涉之后。1878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回,朝野震动。张之洞上疏指出,如果照此约执行,清政府得到的只是“伊犁”这个空名,失去的却可能是新疆大片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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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奏折并非纸上谈兵。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面对俄国压力,既想收回伊犁,又害怕继续开战。张之洞看出了条约背后的隐患,态度十分强硬。此事使他得到慈禧太后关注,也让他从一名普通京官逐渐进入清廷权力核心。
1881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后来又调任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坚持备战,举荐冯子材,并支持刘永福抗击法军。清政府后来签订了对法妥协的条约,但镇南关大捷等战果,证明张之洞在军事判断上并非没有见识。
真正让他名留近代史的,是督办湖广期间的一系列建设。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以及卢汉铁路,都与他的推动有关。他的思路很明确:国家要自强,不能只靠几件洋枪洋炮,还必须培养人才、兴办工厂、修筑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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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并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制度。1898年,他写成《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句话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却也反映出他的谨慎。他支持学习西方技术,反对维新派在政治制度上的激烈变革,认为积弊深重的国家不能靠仓促改制解决问题。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曾经资助强学会,也支持办学和译书,长子张权还参与其中。他与维新派并非一开始就势同水火,真正的分歧在于变法速度和政治方向。戊戌变法开始后,他没有公开站到康有为一边,也没有成为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更准确地说,他选择了观望和自保。
这样的张之洞,既有改革者的一面,也有封建官僚的保守一面。他兴办实业,重视教育,却始终把维护清朝统治放在前面。孙中山曾评价他“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这句话既肯定了他的办学育才,也点出了其客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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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张之洞在事业上颇有作为,家庭却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缺口。他一生有多个儿子,其中大多数接受教育,后来从事学术、实业或公务工作。但第十一子张仁乐、第十三子张仁蠡,却先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张仁乐早年受过较好教育,后来赴日本学习军事。民国时期,他在军阀和政客之间活动,曾任地方官职。九一八事变后,他投奔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担任过伪满外交系统的重要职务,并替日本侵略政策进行对外粉饰。
日本投降后,张仁乐因汉奸问题被捕。由于家属托人求情,加上当时政局复杂,他后来获释并前往日本。一个曾经拥有显赫家世、接受现代教育的人,最终却把个人前途放在民族大义之上,结局自然难称体面。
第十三子张仁蠡出生较晚,张之洞对他格外疼爱。1909年父亲去世时,他年仅九岁。成年后,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河北多地任职。仕途长期不得意,成为他后来心理变化的重要原因,但这不能成为投敌卖国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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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张仁蠡与殷汝耕等人来往密切,参与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活动。1939年4月,他出任伪武汉特别市市长;1942年,又调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天津市市长。他并不是被动卷入,而是主动利用职务为日伪政权效力。
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掠夺和奴役时,张仁蠡并非毫不知情。他仍然鼓吹“大东亚共荣圈”,配合日本推行“以华制华”。抗战胜利后,他以汉奸罪被判刑;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重新审判,于1951年被处决。
父亲张之洞一生未必称得上完美,但在近代教育和工业建设上的贡献,不能被两个儿子的污点全部抹去。血缘可以继承,家产可以继承,唯独立场和人格无法代代相传。张氏兄弟的结局,也正是那个动荡年代里,个人选择与民族命运发生碰撞后留下的两份截然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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