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口述：西安事变策划者是杨虎城秘书王炳南

1957年，距离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二十一年，长期处于幽禁中的张学良重新追问：那个扣留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的方案，最早究竟从哪里来？

他想到的不是华清池的枪声，而是事变前杨虎城说过的一句话。据张学良留下的文字，杨虎城曾告诉他，身边那些年轻人有一个计策：等蒋介石到了西安，便不让他离开，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由此怀疑，杨虎城背后有人推动，而最值得注意的人，正是当时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

但张学良在作出这一判断时，又专门留下了一道边界：“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这个改变中国时局的决定，究竟是一名幕后人物设计的，还是被局势一步步逼出来的？答案要回到1936年的西安。

一、张学良所做出的推测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呢

张学良做出了这一个推测，所依据的是一条逻辑链条。在1936年12月2日的时候，张学良朝着洛阳飞去，再次去劝说蒋介石停止国内战争、联合起来一起抗击日本侵略，并且提出要求释放救国会的“七君子”。然而，这次劝说并没有能够取得相应结果。

在返回西安之后，他向杨虎城去询问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到这个时候杨虎城才提出来说：要是蒋介石来到西安，就可以把他扣留下来，从而迫使南京方面改变相关政策。

根据张学良后来所做的记述，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这件事情很是感到意外——在杨虎城把这个方案拿出来摆在桌面上之前，张学良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对继续进行国内战争非常不满意了，却还没有把扣留蒋介石当作是确定下来的行动。

问题的关键之处出在杨虎城表述这个方案时候所使用的措辞方面。杨虎城说的内容是“我手下的那些小家伙们倒有一个计策”。张学良觉得，杨虎城出生于草莽，不会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个历史上的掌故。

所以，这个计策肯定是别的人替他谋划好的。张学良担心别的人不明白，还特意加上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队”。

那么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仅仅提到了一个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担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炳南的父亲原来就是杨部的高级参谋人员，和杨虎城私人交情特别好。王炳南在日本、欧洲求学，所需要的经费都是由杨虎城来提供的。

在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炳南到西安，和杨虎城商谈停战以及抗日方面的问题。从那之后，王炳南就居住在杨虎城的公馆里面。张学良在口述的时候进一步说道：“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给杨虎城当秘书……杨虎城很听从他的话。”

张学良根据这些情况做出推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人员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王炳南正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二、王炳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王炳南在1908年出生于陕西咸阳乾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之中，他的父亲王宝珊是同盟会的成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经在杨虎城的部队里面任职。王炳南在早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领导过很多起农民运动。由于父亲和杨虎城之间的私人交情的缘故，他得到资助到国外去学习。

在1936年，中共考虑到联合杨虎城进行抗日已经是非常紧迫的事情了，就通知王炳南回到国内，负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王炳南在4月初回到了西安，很坦率地向杨虎城说明了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这个时候的杨虎城已经和陕北红军有了往来，王炳南的回国让他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了，杨虎城直接就让王炳南住在自己的公馆里面。

在杨虎城的身边，除了王炳南之外，还有张文彬、申伯纯、宋绮云、王菊人等共产党员或者进步人士。杨虎城把这一批年轻人看作是能够一起商量军政问题的助手。张学良后来所说的“那些小家伙们”，指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幕僚群体。

三、推测存在的局限以及历史的真实情况

然而呢，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对思想产生影响”和“做出决定并且发动”是属于不同类型的两件事情。

张学良自身在一边进行推测的状况下还同时坦诚地表示说：“我实际上并没有具备确实性的证据。”这个判断情况是通过杨虎城所说的一句话来进行反向推导得出来的一种结果，而并不是属于一份能够确切锁定具体进行策划的人的行动方面的相关记录。

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就算王炳南实实在在地对杨虎城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情况，最终做出决定去把蒋介石扣留起来、并且对军事方面的行动加以部署安排的人员，依然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本人。

张学良在进行口述表达的时候还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或许这句话透露出来了更为深层次的用意情况：“杨虎城的手下一定是要比我的手下更有厉害之处。”

这句话与其讲是对于历史真实情况的一种还原呈现，倒不如讲是对于他自己当年所处的状况的一种解释说明——在杨虎城的身边存在着一群“小家伙们”起到推动作用，自己是被“利用”的这样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说法内容，多多少少带有为自己开脱责任的意味成分。

实际上呢，西安事变出现爆发这样的情况有着更为深刻性的时代方面的背景因素。在1935年这个时间点，东北军先后在劳山、直罗镇这些地方遭受了重大程度的损失情况，部队在遭受损失之后人员、武器以及经费等方面都没有获得充分性的补充情况。

杨虎城所带领的第十七路军的处境状况也是比较相似的。停止内战、共同进行抗日这样的情况逐渐变成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还有红军这几方之间能够进行讨论的现实性的选择内容。张学良处在两种压力相互之间：一边是东北军的将士们要求进行抗日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强烈，另一边蒋介石仍然把军事方面的重点内容放置在“剿共”这个事情上面。

这并不是某一个人能够进行策划从而形成的局面情况，而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向的一种结果。

12月11日这个时间，局势发展走到了最后的关键关头。蒋介石已经来到了陕西这个地方，准备去督促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继续对红军发动进攻。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行进谏但没有取得效果，杨虎城同样也认为已经没有了后退的道路。

两位将领经过秘密的商议之后，最终决定去实施“兵谏”这样的行动。但是能够对东北军卫队进行调动、并且对临潼方面的行动进行部署安排的人是张学良；能够对第十七路军进行指挥从而控制西安城内的重要地方的人是杨虎城。王炳南既不掌握拥有作战的部队，也没有权力向这两支军队下达命令内容。

张学良所提出的关于王炳南是西安事变进行策划的人的推测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独特性的观察视角情况——一个被幽禁了长达二十一年时间的当事人，在漫长的岁月过程当中反复地去回味咀嚼那段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内容，试图去找到一个能够进行解释的说法。

但这个推测终归仅仅只是一个推测情况，而并不是属于确凿无疑的历史方面的结论内容。西安事变发生这样的情况，是民族危机、军事方面的困局、个人所做出的抉择等多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导致的结果。

王炳南作为中国共产党派遣到杨虎城身边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络人员，毫无疑问在推动杨虎城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方面发挥了具有重要性的作用，但是把整个事变的“策划”归结到他一个人的身上，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也低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历史行动者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

历史从来都不是由某一个“幕后人物”所书写而成的剧本内容，而是在无数种力量相互碰撞的过程当中，由时代和人心共同书写出来的篇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