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从李桂枝案看婚内财产保护的裁判尺度冲突

夫妻共同财产受法律平等保护，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既是伦理道德的要求，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确立的法定义务 。佛山七旬当事人李桂枝的系列案件，将家事审判中同证据不同裁判、举证责任分配、二审裁判逻辑等多重法律难题暴露出来，也引发对家事案件裁判尺度统一问题的思考。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分为前后两个时序紧密衔接的诉讼：2025年10月27日，赠与合同纠纷一审作出裁判；2025年12月2日，离婚纠纷一审宣判，两份判决间隔仅一个多月。两案当事人同源，银行流水、房产资料、股权变更记录、证人证言等核心证据完全重合，针对涂方铭是否存在婚内不正当交往、是否大额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这同一基础事实，却得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结论。

在赠与合同纠纷案件中，一审曾采信存在不正当交往的事实，但对巨额转账、不动产、股权的赠与性质不予认定；二审更进一步，否定不正当男女关系事实，虽文书写明“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却直接援引认定事实清楚的法条维持原判，驳回李桂枝全部诉讼请求，上千万被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未能追回。而在后发生的离婚诉讼当中，同一套证据被法院采纳，直接认定涂方铭婚内存在重大过错、与案外人存在共同居住的不正当交往，据此对夫妻财产作出倾斜性分割。同一法院，同一组证据，对同一核心事实作出一否一认的两份裁判，形成尖锐的裁判冲突。

法学教授针对赠与案件的程序与实体问题给出专业评析，直指案件存在多重法律瑕疵。其一为举证责任分配失衡。婚内财产纠纷之中，配偶一方往往不掌握家庭全部财产流转线索，客观取证存在现实障碍 。当第三人抗辩巨额款项属于商业合作，应当由其提交合作协议、结算凭证等证据印证其主张，而不是将全部举证义务压在无过错配偶身上。本案中，受赠方始终没有提交商业合作的实质证据，裁判却将证明每一笔转账均属于赠与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李桂枝，客观上加重了受损方的举证负担。

其二是证据采信规则适用问题。多份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已经当庭质证，具备法定证据效力。在无相反证据推翻证言真实性的前提下，二审以主观理由全盘否定证人证言效力，没有对证据不予采信逐条阐述理由，不符合裁判文书公开认证说理的基本要求。面对千万级的转账、房产过户、股权变更，裁判没有结合资金规模、时间节点、第三人经济能力综合判断款项性质，对公序良俗原则适用不足。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但判决结果尚可维持？？？

其三是二审裁判逻辑与法律适用的程序争议。依据《民事诉讼法》177条，二审如果查明原审基本事实不清，法定处理方式是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改判，并无“事实不清但维持原判”的法律路径。若仅属于裁判瑕疵，可纠正瑕疵后维持结果；但若是基本事实存疑，直接维持原判，会直接剥夺当事人审级救济利益。同时，当事人多次申请调取关键账户流水、出具调查令，部分取证申请未被准许，导致财产去向、出资来源等核心事实未能查清。

而离婚案件的审理同样遗留诸多财产争议。案件处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时，大量股权、房产以其他股东不同意等理由不予处理；对于数千万元的往来款项，仅采信一方提交的转账凭据，对另一方提交数千万元的转账清单未完整核查；部分房产购房资金线索已经被当事人发现，申请调查取证却未得到支持，财产分割的事实基础尚存疑点。

离婚案判决结果

家事裁判，既要处理财产纠纷，更承载维护家庭公平、保护妇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制度价值。夫妻一方非因家庭生活需要，擅自处分巨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人，该行为依法应当受到否定性评价 。“同案同判”不只是法律原则，更是当事人看得见的公平。同一法院就同源事实、同源证据出现相互矛盾的事实认定，会直接瓦解当事人对司法裁判的信任。

当然，两份裁判分属赠与合同之诉与离婚之诉，诉讼标的、审理方向并不完全等同，不能简单理解为判决完全互相否定。但两案赖以定案的基础事实高度重合，对关键过错事实的认定出现巨大割裂，值得司法机关审慎审视。对于当事人而言，现行法律也预留再审的救济渠道，可围绕原判决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等法定事由，向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寻求权利救济。

家事审判一头连着普通人的财产权益，一头连着社会公序良俗。统一裁判尺度，厘清举证边界，完善调查取证程序，才能让法律真正守护婚姻当中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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