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江西南昌一处施工现场，工人挖出了一具带着脚镣的遗骨。消息传开后，调查人员很快想到了一个名字：凌凤梧。这个人曾是国民党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的看守所所长，也是当年直接接触方志敏的人。
遗骨身份难以确认，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尸骨残缺，现场又没有完整的档案。调查人员找到凌凤梧时，他的身份本身就颇为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上清查敌特和旧政权人员，他曾被调查过。面对询问，凌凤梧没有急着辩解，而是拿出一张保存多年的纸条。
纸条并非什么任职证明，也不是旧政府的公文，而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给他的文字。内容不长，却记录了方志敏对看守人员给予照顾的谢意。也正因为这张纸条，调查人员重新梳理了凌凤梧的经历。
1935年初，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赣东北一带遭到国民党军队围堵。部队突围时，他本已冲出包围圈，得知后续人员尚未脱险，又返回险地组织掩护。战斗失利后，方志敏被捕，押往南昌赣绥靖公署军法处。
蒋介石很清楚方志敏的分量，曾要求对他进行“劝降重用”。军法处把方志敏关进优待室，表面上待遇比普通政治犯好一些，实质上仍处在严密监视之下。有人带着高官厚禄前来游说，甚至许诺省级职位，方志敏始终没有答应。
当时的凌凤梧并不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早年经钱兆鹏介绍加入国民党，国共关系破裂后，钱兆鹏遭到杀害，凌凤梧也受到牵连。后来他在看守所谋得差事，更多是为了糊口，并没有把看押方志敏当成所谓的“建功立业”。
方志敏被捕前长期在山地行军，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入狱后，他脚上还戴着沉重脚镣。凌凤梧以便于“劝降”为由，替他换了一副较轻的镣具，又设法弄来蚊帐，减少蚊虫对方志敏休息和写作的干扰。
有一次，凌凤梧对他说：“你还写这些东西做什么？外面未必有人能看到。”
方志敏回答：“只要有人把它留下，便不算白写。”
这句话或许正是两人关系变化的缩影。方志敏在狱中读报、写作，常让看守高家骏设法带来书刊。高家骏逐渐被他的思想和气节打动，也开始暗中提供方便。凌凤梧观察许久后发现，方志敏写的不是认罪材料，而是在记录革命经历、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
狱中的写作并不轻松。隔壁有人负责监视，纸张、笔墨和稿件都受到限制，任何一次传递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即便如此，方志敏仍抓紧时间写下大量文字，《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作品，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的。
他担心自己一旦遇害，手稿也会随之消失。方志敏曾把希望寄托在同监人员胡逸民身上。胡逸民是国民党中的早期活动人物，因党内冲突多次被关押，家属偶尔能够送饭送衣。方志敏便托他寻找机会，将文稿带出军法处。
这批文稿后来几经辗转。部分文字曾流落民间，直到多年后才在重庆旧书摊被发现，经有关方面购回。另一些稿件则通过高家骏的妻子程全昭送往上海。那时地下交通受到严密监视，送信过程险象环生，稿件能够保存下来，已经十分不易。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秘密处决，年仅36岁。他留下的文字没有立刻全部公开，遗骨也因秘密埋葬而长期无从确认。对于调查人员而言，寻找遗骨不仅是辨认一具尸骸，更是在众多不完整线索中还原那段被刻意掩盖的事实。
凌凤梧被请到现场后，拿起那副脚镣反复查看。他记得自己当年更换镣具时的情形，也记得镣具上的编号和形制。看了许久，他才说：“这就是我给方志敏换的那一副。”
现场后来找到79块残骸，经鉴定确认其中9块属于方志敏。凌凤梧的辨认，成为确认身份的重要依据。那张纸条，也让调查人员看到了一个少有人注意的细节：在阴暗的军法处里，方志敏不仅以文字留下思想，也曾以人格影响身边的人。
1964年，中央决定为方志敏修建陵墓，安葬确认的遗骨。墓碑上的“方志敏烈士之墓”七字，由毛泽东题写。直到这时，那位曾被秘密处决、长期没有墓地的革命者，才有了正式安息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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