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0月20日傍晚，广西梧州西江边，王亚樵离开友人李任仁家后，独自走向余婉君租住的房间。这一次，他没有带警卫，也没有按照惯例预留退路。几个小时后，曾经令戴笠屡屡扑空的“王九”，倒在了军统特务的枪口下。
王亚樵之死，表面看是一场伏击，往深处看，却是多年追捕、内部裂痕和信任失守共同造成的结果。所谓“与戴笠九胜一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战果统计，却准确概括了两人长期较量的态势：戴笠掌握国家机器，王亚樵依靠秘密组织和个人机警，在上海、香港之间一次次脱身。
1932年，王亚樵曾因反对李顿调查团偏袒日本，策划在上海刺杀李顿。行动后来因调查团提前离开而取消，几名参与者却擅自抢劫钱庄，最终被租界捕获。案情败露后，王亚樵此前涉及刺蒋、刺汪的活动也被牵连出来，蒋介石随即命戴笠悬赏缉捕。
这场追捕很快变成上海滩最危险的暗战。王亚樵每到一个藏身处，都会先看清门窗、楼梯和后巷，甚至用细绳和纸包设置简易报警装置。1933年农历小年，他在大雪中从刘志路公馆后面的阳台脱身；同年3月，又曾换上妻子王亚瑛的衣服，挎着菜篮从特务眼皮底下走过。
戴笠并非没有机会。军统曾监视王亚樵的亲属和部下，甚至拘捕其弟王述樵，企图逼出藏身地点。王述樵没有屈服，王亚樵也没有因此停止活动。蒋介石后来还通过戴笠提出“招安”，承诺释放相关人员，并给钱让其解散组织，但王亚樵拒绝了。
有一次，戴笠派人劝说：“只要解散队伍，过去的事情可以不再追究。”
王亚樵回答：“你们今天能许诺，明天也能翻脸。”
这句话是否为原话，已难完全核实，但拒绝合作的事实基本明确。杨杏佛遇刺后，王亚樵更加认定蒋介石不会真正容忍自己。1935年11月1日，孙凤鸣在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开枪，原本的目标据记载是蒋介石，但蒋临时缺席，汪精卫中弹。此案之后，戴笠对王亚樵的追捕升级。
王亚樵随后从香港转往广西。李济深曾建议他到梧州暂避，并认为这里连接广东、广西，便于进退。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后，局势迅速变化，原本可以依靠的政治力量开始与南京妥协。王亚樵意识到，偏僻住所一旦暴露，便很难突围，于是从李家别墅搬到西江边，分散居住。
真正暴露行踪的线索，却来自他对余立奎家属的照顾。余立奎是王亚樵的重要部下，因刺汪案被捕。王亚樵坚持给余家寄生活费，即使有人提醒这样做会留下痕迹，他仍认为不能让兄弟家属断了生计。戴笠正是沿着这条线索，逐渐锁定了王亚樵在梧州的活动范围。
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于1936年秋从香港来到梧州。她以生活困难、希望暂住为由接近王亚樵。王亚瑛和郑抱真都曾提醒王亚樵，余婉君的来历和行为有些异常。她给众人送衣料，又频繁打听余立奎的消息，种种举动确实值得警惕。
王亚樵却没有完全听进去。
据王述樵回忆，王亚樵认为余婉君是“多年老人”的家属，若因为怀疑而拒绝接见，便有失情义。10月20日，余婉君以替人带信、探望余立奎为由约他见面。王亚樵本与郑抱真同行，走到半路却说：“我去婉君那里坐一下，很快回来。”郑抱真曾提议让同伴跟随，他没有同意。
关于房间内发生的细节，后来的记载并不一致。王述樵认为，余婉君是被军统利用，王亚樵死于对旧部家属的信任；李济深的回忆也提到，余婉君与广东方面及军统存在联系。军统特务陈亦川则说，他们曾利用余立奎的猜疑，制造王亚樵与余婉君关系暧昧的谣言，借此挑动夫妻和部属之间的不信任。
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余婉君直接参与了诱杀。她把王亚樵引到预设地点，埋伏人员随即开枪。王亚樵遇害后，军统又试图把案件包装成情杀，以掩盖政治暗杀的性质。至于余婉君是否被当场灭口、军统究竟如何操控她，现有材料之间仍有矛盾，不能简单断言。
可以确认的是，戴笠最终抓住了王亚樵最大的破绽：不是枪法，也不是藏身技巧，而是他对“义气”和旧关系的坚持。一个长期靠猜疑活下来的秘密组织，偏偏在最关键的一次会面中放下了猜疑。梧州西江边的那间房屋，也因此成了王亚樵与戴笠较量中唯一真正无法逃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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