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12月26日，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一场庆丰收大会从下午开到天黑。会场设在刚建成的新楼里，参加者谈的是粮食、生产，也谈村里今后的日子。散会时，陈永贵没有立即离开，而是望着人群说了一句：“把妇女留下。”
现场有人一愣。天已经黑了，男人们陆续往外走，妇女却被单独留了下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段存章听得纳闷，便问身边的人：“天这么黑了，把妇女留下干什么？”
陈永贵随后作了解释。他说，大寨虽然有了收成，社员手里也比过去宽裕，但粮食和钱财不能只靠生产挣来，还要靠家庭精打细算地管好。男人下地、出工，妇女操持家务、安排日常，都是生产生活的一环，不能把其中任何一方看轻。
这句话听起来朴素，却和大寨早年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大寨原本土地零碎，山坡地多，水土流失严重，村民把这种田叫作“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庄稼收成低，劳作一年，仍常常填不饱肚子。
解放后，村里成立互助组织，陈永贵这个壮劳力没有选择条件较好的“好汉组”，反而加入了由老人、孩子和弱劳力组成的“老少组”。有人劝他另谋高就，他只说：“我和你们一块儿干。”
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陈永贵带着组员修地堰、整土地，重新安排劳力，还动员妇女走出锅台和炕头，参加田间劳动。男人们对此并非一开始就接受，他便带头做饭、收拾家务，让组里的男社员明白，妇女下地以后，家里的事情不能全撂给她们。
有意思的是，互助组的成效并不只取决于谁力气大。有人在自家地里干活卖力，给别人干活却怕吃亏；有人劳力弱，却愿意听安排、肯下苦功。陈永贵看重的，正是这种能够把人拧成一股绳的组织方式。
大寨后来修坝造地，靠的也是这股劲头。1950年代，村民们把分散在沟梁坡地上的小块土地逐步改造，常年与洪水、水土流失较量。1963年8月，大寨遭遇连续暴雨，洪水冲毁房屋和梯田，许多群众无家可归，原有建设几乎毁于一旦。
陈永贵赶回村里后，先问人员是否安全，再问牲畜和粮食。他认为，只要人还在，生产就能恢复。灾后，大寨提出不依赖国家救济，重建房屋、修复土地，同时尽力完成粮食任务。这个决定包含着当时农村集体生产的实际压力，也体现了大寨干部对自力更生的强调。
大寨的经验由此受到广泛关注。1958年，大寨粮食产量有明显提高；1959年国庆节，陈永贵登上天安门城楼。1960年，山西省委进一步推动学习陈永贵和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此后，“农业学大寨”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宣传口号，陈永贵也从一个山村干部走进了更大的政治舞台。
但他在村里的工作，并不只是修梯田、抓产量。妇女组织同样是大寨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战争年代，许多青壮年男子参军或外出，村中劳动力紧张，妇女承担起下地、做军鞋、送公粮和照料儿童等任务。村里还办托儿所，帮助年轻妇女摆脱后顾之忧。
所以，1967年那句“把妇女留下”，并非临时起意。陈永贵要讲的，是丰收之后怎样过日子，怎样把集体收入和家庭生活安排妥当。对一个长期缺粮、缺劳力、缺生产条件的山村来说，节俭不是口号，而是维持生活秩序的办法。
1975年，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仍保留着农民干部的作风。1980年9月，他辞去副总理职务。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随后安葬于大寨虎头山。那座山上，留下的不只是他的墓地，也留下了大寨人多年修坝、造田和重建家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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