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入赣｜前史·从利玛窦到康熙

文 /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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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入赣”是本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本系列以西医进入江西为主线，以九江为重点，随查随写，不拘篇目与次序；相关人物、机构、事件和史料，将随研究进展陆续整理刊发。

上篇说到，明隆庆年间（十六世纪后半叶），澳门出现了最早向当地中国人开放的西式医院，西医由此在中国获得了第一个稳定的立足点。

然而，西医在澳门立足，并不等于已经进入澳门以外的中国社会。澳门地处一隅，医院规模有限，所能接触的中国人终究不多。尤其是当时的澳门属于葡萄牙人聚居并实行内部管理的特殊区域，在这里开设西式医院并不会受到阻碍。

澳门之外的中国社会则全然不同。那时，中国与西方仅维持着有限的海上贸易，对西方人深入内地以及外来宗教和文化的传播都有严格限制。只有当医生和医疗服务进入中国官府直接管辖的城市，为不同阶层的中国人诊治，西医入华才算完成。

西方医学要进入内地，首先得有人打开这扇大门。

而首先推开这扇门的并不是医生，而是一位传教士。他在明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既是天主教在华传播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推动此后四百余年中西文化持续交流的关键人物。而且，他与江西有着很深的关系。

一、利玛窦在江西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是天主教会主要的男子修会之一，也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东方开展传教活动的主要团体。

利玛窦像，油画，1610年，游文辉绘

明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来到澳门，次年进入广东肇庆，由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中国生活。

利玛窦很快发现，要在中国传播一种外来的宗教，首先必须让中国人愿意接近并了解他。于是，他努力学习汉语，研读中国典籍，改穿儒服，以西方学者而不是僧侣的身份与中国官员和士人交往。他还带来了世界地图、机械钟等西方器物，以及天文、数学和记忆术等知识。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利玛窦来到南昌，并在这里居住了近三年。他结交地方官员和士人，建立传教驻所。在此之前，也有传教士到过江西，但停留时间很短。利玛窦则是第一位在江西长期居留并建立稳定传教据点的传教士，江西也由此成为天主教较早建立传教点的内地省份之一。

利玛窦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他带来了不少新奇的西方器物，更在于他试图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方式，讲述一种来自遥远欧洲的宗教与文化。

南昌市松柏巷天主堂的利玛窦塑像 来源：维基百科

利玛窦不是医生，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江西从事诊疗活动。他带进江西的是宗教、地理、数学和其他西方知识。因此，利玛窦虽未促成“西医入赣”，却真正开启了“西学入赣”的进程。

利玛窦离开江西以后，罗如望（Jean de Rocha，1566—1623）等传教士继续在江西活动。天主教的传教点逐渐由南昌扩展至赣州、吉安以及鄱阳湖一带。

二、通往宫廷的道路

对利玛窦而言，南昌只是迈向中国政治中心的重要一站。他的目标是北京。他相信，在一个由皇权支配的国家，只有取得皇帝和朝廷的认可，天主教才可能获得合法地位，进而实现自上而下的传播。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终于抵达京城。他向万历皇帝进献自鸣钟、世界地图等西方器物，虽然未能见到皇帝，却获准留居，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他的继任者继续北上。许多来华教士从澳门出发，越过大庾岭，顺赣江下鄱阳湖，经长江转入京杭大运河，直抵京师。这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干线，正是京广大水道。沿途的传教活动，也将西方科学与文化带到中国内地。

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来到澳门，随后入京，参与明末的历法改革。清军入关后，他仍留在京城为清廷服务，出任钦天监监正，主持历法工作。

汤若望入觐康熙帝 作者：Philippe Behagle

继汤若望之后，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又凭借天文、测量和机械制造方面的学识取得康熙皇帝的信任。他在钦天监任职，并主持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

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都不是医生，却以西方科学取得朝廷信任，为西医进入宫廷铺平了道路。

三、西医进入宫廷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开始留意西医。当时南怀仁年事已高，他命大学士向澳门询问，是否还有通晓历法或精于医术的西洋人。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意大利耶稣会士卢依道（Isidoro Lucci，1661—1719）和曾在海外生活并学习西医技术的中国人高竹（João Baptista Lima，1659—1733）奉召来到北京。卢依道是第一位应康熙之召进入清宫的专业耶稣会医生，高竹则是一位理发外科师。当时欧洲的理发师还兼做放血、拔牙和小型外科手术，也是医疗队伍中的一员。

两人曾为皇帝和权贵诊病，也随康熙出巡，但在京行医仅约一年，并与太医发生冲突。这段短暂而不顺利的经历表明，清宫西医并未显出足以压倒中国医学的优势。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患疟疾。法国耶稣会士进呈金鸡纳树皮制剂，取得明显疗效。这次治疗成为早期西药入华最著名的事件，也让传教士更加确信，医学比天文、历法更容易赢得中国人的信任。

然而，当时的西医仍处在古典医学向近代医学转变的过程中，诊疗能力有限。一次成功用药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识，却不足以换来朝廷对这套医学的整体信任，更未能形成公开、持续并面向社会的诊疗体系。

康熙以后，随着礼仪之争激化和禁教政策趋严，传教士在地方的活动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耶稣会在欧洲也遭到压制。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教宗下令解散耶稣会，其在华传教网络进一步削弱。乾隆时期，清廷仍然留用少数掌握特殊技艺的西洋人；到了嘉庆时期，除少数在钦天监等处供职者外，多数西方传教士被遣返。由利玛窦打开、在康熙时期达到高峰的宫廷传播路线，至此基本走到了尽头。

南怀仁像 来源：维基百科

四、止于宫门

从利玛窦到此后的一代代传教士，走的是一条由上而下的道路：接近官员，进入宫廷，希望借助皇帝和朝廷的认可，为天主教和西学打开局面。这条道路一度取得成功，却过于依赖皇帝个人的兴趣、宫廷一时的需要，以及朝廷对天主教的态度。一旦皇帝的兴趣发生变化，或者传教政策趋于严厉，传教士此前取得的地位便会迅速动摇。

这条道路并非毫无成果。利玛窦及其继任者打开了中西知识交流的通道，西方的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由此进入中国，并在某些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就西医传播而言，个别皇帝的认可并没有转化为社会的普遍接受，为皇帝和权贵服务的西方医生，也没有建立起面向普通民众的医疗事业。

一种外来文化或技术要在中国扎下根来，不能只看皇帝和少数权贵是否喜欢，更不能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真正稳固的传播，必须走出宫门，进入地方社会。

但西医要被普通中国人接受，仅仅走出宫门还不够，还必须拿出让人信服的疗效。早期西方医生服务过几代帝王，却始终没有获得认可，除了受制于宫廷路线，也因为当时的西医尚未显出足以服人的优势。

西医在中国传播路径的转变，也正是伴随着医学自身的进步而发生的。这一转变没有发生在北京，而是首先出现在澳门与广州之间。

下一篇，我们将从牛痘说起。

【主要参考文献】

吴薇：《明清江西天主教的传播》，《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董少新：《西医入京与清前期天主教政策之演变》，《暨南史学》第3辑，2004年。

白诗雅著，曹晋译：《医生、理发手术匠与保教权在华利益——耶稣会士卢依道与高竹在清朝的宫廷》，《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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