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4月，广西龙州县中越边境，炮兵阵地上的电话突然密集响起，前线部队得到的命令，不是继续向山头冲锋，而是改变打法。靠茅山方向，原本准备实施的拔点行动，被调整为以炮火压制和破坏为主。
这次改变，看似突然，实则是指挥员根据战场条件作出的取舍。靠茅山位于中越边境广西一侧，山体绵延，主峰高地能够俯瞰周边通道。越军长期经营，在山脊和要点修筑工事，形成了层层相连的防御体系。
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结束后，边境局势并未立即平静。越军不断向一些有利地形推进，并以火力骚扰、袭击巡逻等方式制造摩擦。靠茅山距离越方交通线较近，人员、弹药和粮食补充相对方便；我军若从山地一侧发起攻击，却要面对陡坡、密林和复杂雷场。
难处还不止这些。1984年4月下旬，边境地区突降大雨，山洪、滑坡接连出现，道路泥泞不堪，部队展开受到明显限制。进攻部队即使突破外围阵地，也很难迅速扩大战果。一旦攻击停滞，越军便可能依靠交通便利增援，战斗就会变成反复争夺。
当时，广西军区所属部队和陆军部队已经完成侦察、炮火准备以及工程保障，部分高地也被我军控制。就在继续拔点似乎顺理成章的时候，指挥部重新衡量了伤亡代价，决定停止大规模冲击，改用炮兵持续打击。这个决定并非畏战，恰恰是为了避免把部队投入敌方占优势的地形。
有意思的是，炮战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开炮就行”。侦察分队要确认目标，校正射击诸元，观察弹着点，还要判断越军工事是否转移。炮兵则根据敌方火力、人员集结和补给活动，采取不同射击方式。山地作战中，几百米的偏差就可能影响效果，炮兵与步兵、侦察兵之间必须保持紧密配合。
这一时期的炮火规模，也与当时的国防工业基础有关。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我国加强了常规武器和弹药生产，许多部队储备了数量可观的炮弹。战事持续后，这些库存弹药被投入实战，既压制了越军阵地，也检验了炮兵部队的组织、通信和保障能力。
靠茅山方向的炮声并非只服务于一处阵地。1984年4月28日，云南老山地区打响收复作战；同一时期，广西边境的炮火行动也牵制了越军兵力。越军必须在多个方向调配部队，难以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云南。炮火支援、阵地争夺和边境牵制彼此呼应，构成了两山地区作战的一部分。
炮击持续后，越军原本依赖的工事优势逐渐减弱。工事能够抵挡单次炮击，却很难在长期反复打击中始终保持完整。越军白天抢修，夜间转移，部队活动受到限制；我军也并非没有损失，炮兵阵地同样面临敌方反击，运输、装填和观察人员始终处在危险之中。
靠茅山战场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侦察兵和工兵承担的风险。边境雷场密布，雷种复杂，排雷器材又十分有限。战士常要借助简易工具一点点搜索，判断地表异常，再清除引信。一步走错，后果便无法挽回。
广西籍老兵谢新生曾在1984年入伍后参加边境作战，担任侦察兵。他后来回忆，执行任务前，许多战士会登记姓名、年龄、住址和血型，随身携带必要信息，以便负伤后得到救治。那不是渲染悲壮，而是战场上极现实的准备。
他的排长赖斯林，曾是部队里的骨干，原本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却选择留在前线。一次侦察任务中，赖斯林触雷牺牲，年仅24岁。谢新生后来立过三等功，也曾有进入军校学习的机会，但他把名额让给战友。1987年转业后，他回到家乡工作，后来在银行担任保安。
炮战持续到1987年前后，靠茅山地区的作战方式也随边境形势变化而调整。对指挥员而言，能用炮火完成的任务，就不必让步兵反复冲击；对普通士兵而言，每一次战术变化，背后都可能意味着少一些伤亡。靠茅山的三年炮声，正是在这种反复权衡中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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