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牺牲时年仅38岁，儿子官至正部，侄孙女曾任汉中市副市长

1935年2月，陕西安定县一处农家炕头，38岁的谢子长已经瘦得脱了形。伤口反复恶化，药品又极为匮乏，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这位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临终前牵挂的并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部队的前途、乡亲们的生活，以及年仅10岁的儿子谢绍明。

谢子长出生于1897年，原名安定县，今为陕西省子长市。家境虽属农民中的殷实之家，父母却没有把他束缚在土地上，而是送他读书。这样的经历，让他较早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也看见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22岁那年，谢子长到西安求学。街头的兵祸、官场的腐败，使一个原本读书的青年逐渐产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潮进入陕西，他考入太原学兵团，系统学习军事知识。

毕业以后，他没有选择留在阎锡山控制的军队中谋求个人前程，而是回到家乡组织民团。由于此前曾替百姓请愿，推动撤换欺压民众的县长，谢子长在乡间颇有威望，乡亲们推举他主持民团事务。

有意思的是，他早期接触革命，并非从书本上的宏大口号开始，而是从“百姓不能任人欺负”这样的朴素判断出发。1925年前后，陕西各地共产党人开展宣传活动，谢子长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组织上安排他进入井岳秀部开展兵运工作。表面上，他是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实际上，他在复杂环境中秘密联系进步官兵，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这个工作危险性极高，一旦暴露，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合作破裂，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谢子长参与筹备武装行动，清涧起义由此爆发。由于事发突然、准备不足，加上内部指挥意见不一，起义最终失败。

失败并不等于毫无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发动较早的一次武装斗争，使一批革命者认识到，陕北的革命不能依靠旧式军队和偶然行动，必须建立真正由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此后，谢子长与刘志丹等人继续坚持斗争，参与渭华起义等革命活动，逐步创建陕甘地区的游击武装。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部队缺枪少粮，常常要依靠群众掩护和灵活机动作战。

1933年以后，陕北的斗争进入更加严酷的阶段。红军游击队在敌人围剿中损失严重，部分队伍被打散，许多同志牺牲。谢子长奉命返回家乡，重新联络失散人员，恢复武装，建立安定、延川等地的革命根据地。

他并不是只在地图上指挥。战斗最紧张时，谢子长往往出现在前沿阵地。一次反围剿作战中，他胸部中弹，卫生员准备将他送往后方，他却坚持留下。战斗结束后，他因失血过多昏倒，醒来后仍想继续带队行动。

伤势没有得到充分治疗，身体很快恶化。返乡养伤途中，他曾借宿在一户贫苦农家。主人把炕上最暖的位置让给他，几个孩子却挤在另一边，连完整的被子也没有。

谢子长看见后，让警卫员把孩子们抱到暖和处，自己把被子留了下来。第二天天刚亮，他便悄悄离开。乡亲们后来带着鸡蛋和农产品探望，他也不肯收下。

“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侄媳妇劝道。

谢子长摇头说：“乡亲们自己还困难，东西不能拿。”

这不是客套话。革命队伍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不能靠宣传维系，而要靠一件件具体小事建立。伤病中的谢子长，仍把群众的困难看得比自己的病情更重。

1935年2月，刘志丹赶到安定县看望他。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见面时，谢子长已经病骨支离。他没有过多谈自己的痛苦，而是与刘志丹商议西北军委的组建，并明确表示，军委主席应由刘志丹担任。

随后，他又托付了儿子谢绍明。刘志丹后来于1936年4月牺牲，未能长期照料这个孩子，但党组织接过了这份责任。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过重、缺医少药去世，年仅38岁。刘志丹后来评价他，称其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奠基者之一。陕北革命力量能够重新聚拢，与谢子长早期的坚持密不可分。

谢绍明没有离开革命队伍。父亲去世后，他随继母前往延安，在党组织安排下读书成长，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家急需科技和工业人才，他投身航空发动机等领域，先后在相关科研、生产单位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参与国家科技管理工作，享受正部级待遇。

他始终记得父亲临终前对百姓的牵挂。参加科研工作的同时，谢绍明还重视科技扶贫，把技术力量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被他以另一种方式接续下来。

谢家后人中，谢京帅也曾受到关注。她毕业后没有凭借家庭背景谋求捷径，而是从基层工作做起，先后在地方任职，后来担任汉中市副市长。谢氏家族共有多人投身革命，其中一些人为此牺牲。

从民团中的青年，到陕北红军的重要领导者，谢子长留下的并非一份显赫履历，而是一种清晰的选择：枪口对准压迫者，脚步始终靠近百姓，哪怕身负重伤，也不肯把群众的东西带走。这些细节，比许多宏大的称谓更能说明他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