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10月16日，青岛医学院一间厕所旁，57岁的束星北拿着刚看过的报纸，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久久没有说话。随后，他低下头，眼泪落在报纸上，喃喃说道：“那本是我该做的事啊。”
这句话并非争功，而是一个物理学家对国家重大工程的复杂感受。那时的束星北，已经不是课堂上受人尊敬的教授，而是一名负责清扫厕所、接受劳动管理的老人。原子弹的轰鸣，让他想起自己曾经熟悉的实验室，也想起被中断的科研生涯。
束星北1907年出生于江苏，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进入之江大学和山东大学学习。与许多同龄人不同，他很早就认定物理学是自己的方向。国内条件有限，他便设法出国深造，先后在美国、德国、英国等地学习和工作。
在柏林求学期间，束星北与爱因斯坦有过学术接触。后来的许多文章把他称作爱因斯坦的助手，这一说法流传很广；可以确定的是，他曾进入当时欧洲物理学的重要学术圈，接触到相对论等前沿理论。那段经历，对他的知识结构影响很深。
德国局势恶化后，束星北离开柏林，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并取得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在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地继续深造。面对国外科研机构给出的职位和待遇，他没有留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束星北回到中国。南京中央军校曾聘请他参与工作，但由于对抗战方针等问题不满，他很快离开，转到浙江大学任教。战争环境下，浙江大学辗转办学，设备匮乏，师生仍努力维持教学与研究，这成为束星北学术生涯中极重要的一段时期。
抗战期间，为应对日军空袭，国内开始探索雷达技术。束星北参与相关研究，带领人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试验。仪器不够，就改装旧设备；资料缺少，就从国外文献中一点点摸索。他在中国早期雷达研究中的贡献，因此被不少人称为“中国雷达事业的先驱”。
课堂上，他同样严格。李政道年轻时并不专攻物理，束星北发现其数学和逻辑能力突出，便劝他转向物理研究。李政道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并于1957年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程开甲等人也曾受到浙江大学物理学术氛围的影响，但把他们的成就简单归结为某一位老师的培养，并不严谨。
束星北最鲜明的特点，是对学术问题寸步不让。他不太会顾及场面，也不善于把批评说得委婉。一次学术报告中，他认为报告内容存在问题，便当场提出质疑，双方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人觉得他耿直，也有人认为他锋芒太盛。
他曾对同事说：“学问不能靠情面。”这句话听起来硬，却很符合他的性格。遗憾的是，学术上的较真，放进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往往会带来另一种后果。
新中国成立后，束星北曾在山东大学任教。1950年代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中，他因家庭出身、海外经历以及曾参与国民政府时期的雷达研究等问题受到审查。当苏步青受到批评时，束星北曾为其辩护，认为不能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坚持没有改变局面，反而使他承受了更大压力。
此后，他被安排接受劳动改造。劳动结束后，科研岗位并没有如期恢复，后来被调到青岛医学院从事清洁工作。一个曾在欧洲接触现代物理、参与中国雷达研究的教授，竟长期与扫帚、拖把为伴，身份落差极其强烈。
但他没有完全放弃思考。清扫之余，他仍会琢磨物理问题，也关心国家的科技建设。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时，那句“本是我该做的事”，正是这种未曾熄灭的责任感突然涌出。
转机出现在1970年代。李政道回国访问期间，向有关方面提到自己的老师束星北。经过多方了解和安排，束星北重新获得接触科研工作的机会，参与过与国防科技相关的理论研究。此时他已年过六旬，身体和精力都不如从前，却仍坚持整理资料、推演问题。
1983年，76岁的束星北因病去世。他生前签署遗体捐献协议，希望遗体用于医学教学和研究。由于当时接收、保管等环节衔接不畅，遗体未能按原计划得到妥善利用，后来才被安葬。那位曾在世界物理学前沿求学、又参与中国早期雷达研究的学者，最终以极为普通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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