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扬州至镇江一线，地下交通员姚茂良被捕后，敌人从他口中得到了一处接头时间和地点。特务们以为，只要守株待兔，便能抓住更大的目标。可他们没有料到，真正进入罗网的邱世毅，早已察觉到了危险。
邱世毅不是临时卷入地下工作的普通人员。1923年9月25日，他出生于扬州一个有五个男丁的家庭。父亲邱益祥为他取名“世毅”，寄托的是坚韧、果敢之意。这个名字，后来几乎成了他一生的注脚。
抗战爆发后，邱世毅投身新四军。起初，他担任文化教员，给战士们讲解文化知识和抗战形势。这样的岗位看似平常，却让组织看到了他的长处：头脑灵活，观察细致，遇事沉着，善于与不同身份的人打交道。
不久，秘密工作部门找到他，希望他进入敌后搜集情报。邱世毅没有把这看成一项轻松差事，只问了一句：“任务需要我做什么？”得到明确答复后，他表示愿意接受安排。
此后，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活动，并设法进入日伪系统。汪伪政权控制下的训练机构和行政部门，人员关系复杂，审查又严。邱世毅没有急于表现，而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服从命令、办事可靠的普通人员，逐步取得上级信任。
有意思的是，敌人越是认为他“好用”，他能够接触到的情况就越多。军事调动、人员安排、搜捕计划，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身边。邱世毅再利用隐蔽方式，把有价值的内容转交出去。
抗战胜利后，他没有立即离开敌方阵营，而是继续留在国民党系统内。对地下工作者来说，这不是退路，而是更危险的潜伏。身份一旦暴露，等待他的不会是审讯那么简单，连与他有过联系的人也可能受到牵连。
据相关史料记载，在三垛河口伏击战前后，邱世毅曾传递敌方行动信息，使部队能够提前布置。类似情报的价值，不在于纸面上的几句话，而在于它可能让部队避开损失，也可能改变一次行动的结果。
1947年的那次接头，风险来自姚茂良的被捕。姚茂良经不起酷刑，泄露了预定地点。邱世毅抵达附近后，很快发现周围气氛异常。偏偏此时他人在行驶中的火车上，车厢内有特务监视，贸然行动只会立刻暴露。
他随身带着一份重要名单，记录着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名单不能留下，更不能被敌人搜出。邱世毅看见手中的牙膏，随即想到办法：将名单藏入牙膏管，再寻找机会抛出车窗。
特务突然靠近时，他没有慌张，只装作询问道路，随后借着对方转身的间隙，把牙膏管扔了出去。东西是否安全，他无法确认；但至少，最危险的名单没有落到敌人手里。紧接着，特务接到命令，将他当场逮捕。
审讯中，敌人拿出捡回的牙膏管，企图用“证据”击垮他的心理防线。“这东西是你的，还不承认？”特务厉声逼问。邱世毅神色平静，只回答：“我只是去镇江游玩，随身物品能说明什么？”
敌人见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便动用了老虎凳、电刑和吊打。剧痛之下，邱世毅始终没有吐露名单上的人员，也没有交代组织关系。敌人没有得到情报，却想到了更阴险的办法：放回姚茂良，让他带着“悔过”身份重新取得信任。
特务要求邱世毅写一封证明信，证明姚茂良已经投降。这个要求看似是逼迫，实际上也给了邱世毅一次极其危险的机会。他提出要见姚茂良，敌人以为他准备劝降，便答应了。
两人见面时，姚茂良神情复杂。邱世毅没有责骂，只压低声音说：“我接受劝降是假，你回去后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姚茂良迟疑地问：“你凭什么相信我？”邱世毅答道：“没有凭什么，只看你还剩多少良心。”
这场谈话极短，却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姚茂良回到原有系统后，按照邱世毅的安排搜集情况，并设法将重要情报传出。随后，名单上部分同志及时转移，敌人的部署也因此落空。
特务察觉异常后，才明白所谓的“策反”反被利用。他们再次对邱世毅施以重刑，但他没有承认，也没有为自己辩解。1949年1月下旬，他被转押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随后遭到杀害，年仅25周岁。
1994年7月15日，江苏省民政厅经审查核实，追认邱世毅为革命烈士。那封留下的绝笔信写道：“太阳要出山了，种子快要开花了。个人死亦无怨，只希望革命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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