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8月，延安机场，一架原本准备执行运输任务的轰炸机突然降落。舱门打开，走下来的不是前来轰炸的飞行员，而是国民政府空军飞行员刘善本。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把上海家中的妻子周淑璜和年幼女儿推入了危险之中。
刘善本出生于1915年，山东昌乐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他排行第三。少年时期，他成绩出众，受“航空救国”思潮影响，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
在当时，飞行员是极难获得的职业。选拔严，训练苦，事故风险也高。刘善本凭借出色的飞行技术进入国民政府空军第八大队，很快成为队伍中的骨干。他相信，驾驶飞机保卫领空，才是报国最直接的方式。
1943年，他和二十多名机组人员赴美国学习。临行前，他并不轻松。有人问他：“学成归来，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报国吗？”这句话，暂时打消了他的犹豫。
然而，真正改变他思想的，并不是课堂上的飞行技术，而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1945年春，刘善本等人驾驶美制轰炸机返程，途中奉命在印度、卡拉奇一带停留。飞机和人员在那里滞留了六个多月，等到获准回国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日战争也随之结束。
刘善本对此始终想不通。既然前线急需空军力量，为何偏偏让他们停在国外？后来他逐渐明白，这批飞机和人员被保留下来，并非为了参加抗战最后阶段的战斗，而是被当作内战准备中的一份力量。
这对他的冲击很大。他参加空军，本意是抵抗外侮，不是把枪口转向同胞。那段时间，他反复思考“报国”二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曾经读到的一句话，也在此时重新浮现在脑海中：中国存在两条道路，光明与黑暗正在斗争。
1946年6月，国共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全面内战重新爆发。刘善本当时承担着运输军火的任务，飞机从西南地区起飞，原定前往成都。飞行途中，他和几名同伴作出决定，改变航向，驾驶飞机飞往延安。
这不是一时冲动。起义前，他们已经知道，一旦失败，自己和家人都可能遭到严厉惩罚。飞机离开原定航线后，所有人都明白，身后那条路已经断了。
飞机安全抵达延安后，消息迅速传开。刘善本成为国民政府空军驾机起义的先行者。此后，陆续有空军人员驾驶飞机起义，前往解放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而言，这不仅是人员损失，更是空军内部信心动摇的信号。
刘善本去了延安，危险却留在了上海。
国民政府方面很快查到他的家庭住址。周淑璜原本只是普通空军军官的妻子，丈夫起义后，她突然成了被监视、被盘问的对象。有人要求她交代刘善本的去向，她只回答：“我不知道。”
为了稳住局面，刘善本原部队的长官王世铎曾设法周旋，使周淑璜暂时没有被立即押往南京。但这种缓冲并不能消除危险，特务仍不断上门查问，家中的气氛几乎每天都处在紧绷状态。
最令人胆寒的一次，来人把枪口抵在周淑璜三岁女儿的头部，逼她说出丈夫的消息。孩子年幼，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母亲紧紧抱着自己。周淑璜没有屈服，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枪口之下，她并非不害怕。只是她清楚，一旦说出刘善本的行踪，丈夫在延安的处境会更加危险。对一个年轻母亲来说，这个选择极其残酷，却也十分明确。
后来，地下党工作人员设法向她传递消息，确认刘善本已经平安到达延安。周淑璜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但她和女儿仍不能留在上海。经过多方周旋，母女二人离开上海，回到四川娘家暂避。
这一别，便是数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刘善本留在解放区，参与人民空军的建设。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他参加了相关航空活动；而远在四川的周淑璜，只能通过广播听见典礼消息。丈夫已经站在新的岗位上，母女却还没有真正摆脱长期分离的生活。
四川解放后，刘善本才与妻女重新团聚。四年时间里，女儿从三岁幼童长大了一些，周淑璜也从惊惧和奔波中熬了过来。刘善本听完她们在上海遭遇的一切，既自责又庆幸。对他而言，驾机起义是个人信念的选择；对妻女而言，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生死考验。
此后，刘善本继续在人民空军工作，参与新中国航空事业建设。那架飞往延安的飞机改变了他的政治道路，也让周淑璜母女付出了多年隐忍与颠沛。她们最终没有被押往南京，三岁女儿也平安长大，母女二人等到了与刘善本重逢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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