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教育系统的韧性，来自那些“不忍心放下孩子”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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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教育时，总在谈论效率、指标和未来。但德国小镇一所文理中学的校长，却给出了一个朴素的回答：教育就是翻翻土、除除草、育育苗，实在不行，就耐烦等一等。

把板结的土壤翻开，让空气和水分重新进入——这是《翻土的人》这本书对教育最本真的理解。它不提供速效的解决方案，只是耐心地呈现一所普通学校如何在一群普通教师的手中，抵抗住标准化的挤压，守住每个孩子成长的时间。

教师节这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在日常里默默翻土、耐心等待的人。他们是不忍心放下任何一个孩子的老师，也是这个时代教育系统最深处的韧性所在。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为《翻土的人》撰写的导读节选，首发于新京报书评周刊，文景获授权转载。

《翻土的人：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作者：李茜

01 当标准化测试与教育公平发生冲突

初读这本《翻土的人》，你会觉得这是一本幽默风趣、一惊一乍的全面描述德国基础教育学校日常的“故事书”；再读，你会觉得这是一本教育意蕴深沉、思虑周全的回望作者所经历的中国基础教育的“反思集”。

作者在开篇就提到：“在德国，报纸上很少有好消息，教育版更甚。一则一则读下去，警钟长鸣，恍若消防版：职业学校生源告急、文理中学老师短缺、国际测试成绩表现不好、学生读写能力下降、移民学生德语知识匮乏、教学楼陈旧、学校数字化落后……”仿佛一场又一场永不停歇的“教育劫难”。然而，进入一个个描述学校非正常日常的段落时，我却意外地感到神经舒缓，读得津津有味。相比那些标题耸动的批判书籍，如《去学校化社会》《教育为何是无用的》或《濒临崩溃的学校》，这本书里的学校世界真实、嘈杂，但并不让人感到失去希望。因为教育这个东西，用我的家乡话来说，一看就是“挨骂的相”。

《翻土的人：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德国人也是如此，一不开心就把教育拎出来骂一骂。德国的教育在其国土之外总是被当作学习的样板，而他们自己批判起来却毫不留情，甚至认为批判才是正常的。当然，热爱是骨子里的，产出是丰盛的，批判只是工具性的。改吗？那好像也不是必须的，就算改，也是渗透在日常里的改良。这就是书中的校长的观点，教师么，就是翻翻土，除除草，育育苗；实在不行，就耐烦等一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忍不住要将一切标准化的时代。这给德国的工业制造带来了优秀的业绩，给德国人也带来了良好的声誉，没想到，他们自己人，竟然对此是痛恨的。被中国各类学校和各路教育学者看重的PISA测试，竟然也是德国人的发明，但德国官方非常不喜欢这种拱火的方式。当这个测试把东亚各国都测量出个结果后，我们倒是蛮喜欢——又有了一把区分学校和学生等级的尺子了。

有趣的是，面对这种来自标准化的压迫，德国教育系统展现出了一种奇特的“制度韧性”。我们常把PISA成绩奉为圭臬，认为高分即教育成功。但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德国人的另类抵抗方式：当标准化测试与教育公平发生冲突时，他们牺牲什么，又坚守什么？

德国教育者看到了不少学生的成绩很差，改革的方向竟然不是想着让学生们多多刷题，让家长们掏钱搞课外辅导，而是选择了另一条更艰难、更长远的路：接受眼下的学生成绩下降，换取长期的教育公平。他们要求平权，废除了传统上引以为傲的严格的早期学生分流，要求把精英教育开放给普通大众，人人都可按照意愿得一份。结果，他们把我们熟悉的一中、二中、三中的分类给抹去了，让二中、三中的学生统统都可以去一中。于是，一中“人满”了，“为患”了没有？那就看怎么理解了。其实，单个优质学校的成绩下降，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见得是一种损失，而通过教育平权带来的广泛的社会融合，却是激发社区互助、实现人际团结的成功。这是我们在追求“清北率”的焦虑中，很难体会到的奢侈。它让我们看到，基础教育不仅是筛选，更是包容。

让人迷失的二楼实验室的廊道一角，李茜 摄

这所位于德国西部文理中学，接纳了历史上最多元的学生：“高净值的、低收入的、残疾障碍的、健康的、笨的、聪明的、本国的、外国的、成绩好的、成绩差的”。这种“乱糟糟”的融合，恰恰是社会大熔炉在学校里的倒影。作者惊诧道：“社会和街区都做不到的阶层与民族大融合，偏偏在学校实现了。”学校的乱糟糟，来自融合教育政策，也来自对儿童的保护，他们宁愿等待，把自己的耐心逼迫到极限，对孩子的忍耐也达到极限，还得用各种专业词汇来“包装”他们的天性和差异，用不可触犯的律令一般的要求，设置教师在学校的行为的禁忌，比如最基本的——不能当着学生的面谈论学生。

学生们因教育平权都堆到一个学校了，合格的教师持续短缺，但标准坚决不能降低，教师工资也不能抹平。至于人手短缺，那就每个老师分摊任务，要教的课程越来越多，要搞的活动越来越多，要接受的行政命令、评价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一个学校要运转下去的工作总量总是那么多，毕竟就是这么些人，那就摊派吧——反正教师的工资高，绝不可以为了工作量的公平，招更多不合格的、无能之辈进入学校。

02 教育改革就像土壤改良

在高强度和严苛的入职训练后，就是教师的教学自主权或教学自由的开始。教师们一边极度忙碌和疲惫，另一方面还追求着教学的美感，在多样性中感受差异，不至于让自己觉得超级无聊。他们认为，只面向精英的项目千篇一律，既平庸，又没亮点。书中全面呈现了他们这类学校如何践行了我们老祖宗倡导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胆识，做着“土壤改良”的老农民的活计。正如书中校长所言：“教育的问题都很棘手，没法用一个决定改变，必须在很多地方先软化，就像是，土壤改良。”这位校长作为资深的、长期的，且并不打算离开的教育者，是把基础教育改革当作土壤改良一样的问题，是基本的、深层的、急不得的、得一块一块地耕耘的。

《翻土的人：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作为研究者，也作为同行，我在书中深描那些站在讲台前的人的段落里刻意停留更久。当我们在焦虑人口断崖式下降会导致教师过剩时，德国恰好相反。据书中作者提到的数据：德国教育文化部长会议预计，到2035年德国教师总数将短缺约2.4万名，而研究者的数据更加悲观，预计短缺将达到8.5万名。合格的教师会持续地供不应求。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落到一个学校的日常，那就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是真正的“瑞士军刀”——出厂即坚韧，结构紧凑，没一项功能冗余。他们每周法定工作40小时，实际却工作60至80小时。他们是全德的劳模，不仅要上课，还要处理冗长的官僚主义流程、行政杂务和数字化设备的繁琐申请。看到这里，读者同志们，深有共鸣吧，哈哈。

我在书中读到令我嘴巴笑得裂开的段落是，原来德国学校里也有9%的教师是躺平的，他们也像我在《县中的孩子》里描述的那种临近50岁，已经拿到了高级职称，可以不听学校安排也毫发无损的那种教师，本着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心态，反正就是不来学校，不上课，校长拿他们一点办法没有，本应该由他们承担的工作，好吧，也分摊给还在职场和职称等级序列中奋斗的老师们吧。所以，凡是在工作日还在学校上班的教师，三头六臂，四面出击，忙得不可开交。这变相地让在岗的“教学部队”获得了一种“轻伤不下火线”的责任感，既是美德，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压迫。可教育系统总有一种自我调节的韧性，这种韧性来自那些“不忍心放下孩子”的老师。教育公平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已经确立了太多年，可这所德国学校告诉我们，公平并不是终极追求，而是工具性的、原则性的，我们最终能依靠的依然是一种高于法律意义、职业意义、经济意义之上的教育情怀。

《翻土的人：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与教育人类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人》有距离的研究者姿态相比，作者李茜作为一名跨行的中国籍DaZ（德语作为第二语言）老师，她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也是一个“局外的局内人”。她用外行的眼光打量，能敏锐捕捉到教育研究者忽略的细节，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各种运行逻辑，看破也说破，通感十足；又用教育学的术语评价，把那些我们久违的老概念翻了出来，如正面讲授法，颇为讲究。她一边带我们观察，一边入局搅合。她像一名鸡尾酒的调酒师：在德语、英语、中文三种语言中“避重就轻”，相互搅拌，幽默中夹杂严肃，戏谑中添加正念。

书中有很多令人动容的细节：老师允许学生用“自己的话”解释化学原理，允许他们犯错，甚至允许一个撕纸成瘾的乌克兰学生用纸片拼出地理边界。在追求标准化考试成绩的老师眼里，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和“游戏”，然而，这些微小的“不合规”的日常，恰恰是在贫瘠的应试土壤里，所需的为数不多的“有机质”“酶”或“酵素”。

李茜还让我们看到，德国人如何用“落袋为安”的心态面对官僚主义，用“志愿者精神”打理社区博物馆等事务，用“手上有麻雀”的务实态度耕耘本地社群。他们极为看重自己作为社区成员的身份和归属感，他们不投向某个宏大的主义，而是选择与身边的人融洽相处、团结互助。

图书馆门口的定期旧书免费赠送，李茜 摄

很神奇，二十年前，我曾往返过德国很多趟，在李茜书中所描述的学校所在地的州生活过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读李茜的书，带来了很多回味：有着厚实落叶的树林，蜿蜒的小路，静静流淌的河流，小镇的闲适，周日所有店铺都不开的静谧街道……这幅画卷之外，不曾想到还有这本书所细描的鸡飞狗跳般日常的德国学校。阴阳两极，相生相克，这大概就是生生不息之道。

最后，有一个小建议，可以考虑把德国的一个教育纪录片《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与本书同时服用，那里有另一种日常，很有可能，你还是会更愿意读这本书。严肃点儿说，相比之下，也许会对我们自己的教育的紧张和焦虑开出一剂缓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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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德国文理中学代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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