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大礼堂里闷得透不过气。
厂里第一批分流名单贴在门口，我的名字排在电修车间头一个。今天新任总经理到任，全厂职工大会，说是动员，更像是送行。
主席台上那个人翻名单的动作很慢。
翻到某一页，他停住了。
隔着几十排人头，他的目光落在我这边，足足顿了三四秒。
然后他侧过身，对身后的秘书低声交代了几句话。
秘书顺着他的目光朝我这边望了一眼，点了点头。
我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手里攥着那张上岗通知单，掌心全是汗。
十年了。宋煜城。
他还是那副样子，瘦了，眉眼间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我没等散会，提前从后门走了出去。外头飘着细雨，打在铁皮车棚上，噼里啪啦的，像谁在往我心上撒沙子。
01
我叫魏诗雯，在电修车间干了十二年的老工人。
说白了，就是修电机。
厂里几百台电机，有的比我的工龄还长，嗡嗡嗡地转着，隔三差五就闹脾气。
我蹲在地上拆线圈、换轴承、测绝缘，一身油污一身汗，从学徒干到了老师傅。
韩涛是车间主任，也是带我的师傅。
老头今年五十九，头发白了一半，整天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说话跟敲锤子似的。
分流名单贴出来那天，他拿着名单在车间里转了三圈，最后在我面前停下来。
“诗雯，你上去看看？”他把名单抖了抖。
“看见什么？我又不识字。”我蹲在电机旁边，头也没抬。
他沉默了一阵，把名单折起来塞进裤兜：“你肯定知道。”
我知道。
我比谁都先知道。
名单是下午贴的，午饭前厂办就有人给我递了信。
那时候我正用砂纸打磨一个轴承座，磨得锃亮。
我接过话的人轻轻巧巧说了一句“魏姐，你名字在上面”就走了，我没应声。
晚上回到家，李建已经做好了饭。番茄炒蛋，一盘干煸豆角，豆腐汤。他端着碗坐下，看着我扒了几口饭才开口：“听说名单出来了。”
“嗯。”
“你名字在上头？”
他放下筷子：“你去找找宋煜城。他不是你高中同桌吗？现在人家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
我没说话，夹了一筷子豆角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咸得发苦。他今天放多了盐。
“我说你听见没有？”他声音抬高了半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拉不下那个脸，到时候真分流出去，喝西北风啊？”
“吃饭。”我说。
他闷了一会儿，又闷出一句：“你这人，就是犟。当年上学时犟，进了厂还犟。你那个同桌现在坐在办公室里，你知道人家动动嘴皮子顶你干半年不？”
“我说吃饭。”
他不再吭声，端着碗去了厨房。我听见他哗啦啦洗碗的声音，水龙头开得很大，像是在发脾气。
我放下筷子，走进卧室，拉开衣柜底层的抽屉。最里头压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盒，盖子上贴着一条发黄的胶带，一直没舍得撕。
我把它拿出来放在床沿上，掀开盖子。
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就半张作业纸，纸边卷了，泛黄的折痕处已经快要断开。
我展开，上面有几行铅笔字，笔画早就模糊了，但还认得出来：
先把学费交了。
那是我的字。十年前的字。
我捏着那半张纸，指腹在上头摩挲了两遍，油灯下的光昏黄黄地打在纸上。
李建洗完了碗走进来，看见我坐在床边发呆，没吱声，自己先躺下去背对着我。
我把纸折好放回铁盒，啪的一声合上盖子。
那天夜里我没怎么睡着，窗外下着雨，淅淅沥沥的。
有人在楼下踩过积水，脚步声远了又近了。
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那句话：先把学费交了。
我怎么会想到，十年后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而我，成了第一批被他裁掉的人。
这一夜，铁盒在黑暗中盖着，像扣着一个十年没能翻过去的话题。
02
那年我们高二，宋煜城先是请了两天假，回来的时候胳膊上多了一块黑布。听人说，他妈没了，病了好几年没扛过去。
那阵子他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抽空了似的，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
上课也不听讲，就翻开课本，白白地盯着某一页发愣。
学费也一直拖着，拖过了截止日期。
我们的班主任催了几次。每次宋煜城就说：“老师，再宽限几天。”班主任欲言又止，摇了摇头。
我那时也不宽裕，父亲早年工伤走了，母亲在街道厂子打零工，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我自己还天天琢磨着毕业以后去学门手艺养活她。
白天上课，晚上到学校后门那家饭馆刷碗，一趟两个小时，包一顿晚饭，一个月拿四百块。
我有个铁盒，塞在床板底下。
每一个月工资拿到手，我抽出两张塞进去，剩下的交给我妈。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三年攒够四千块，到时候去技校报个电机维修班。
那天晚上刷完碗，老板娘多塞给我一只装剩菜的塑料袋，说：“小魏，拿回去当明天午饭。”我接过来道了谢，骑车回家。
路过学校门口时，看见宋煜城站在路灯底下，书包带子挂在肩上，整个人快要滑下来似的。
我停下来没作声。
第二天一早，我提早半小时到教室，趁着没人注意，拉开他课桌的盖板，把铁盒里攒的所有钱都取了出来，数了两遍，三千二百块整，卷成两沓，用一根橡皮筋绑住，塞进了他课桌最里头。
又撕下半张作业纸，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先把学费交了。
那半张纸我没署名。
宋煜城那天上午没来上课。
下午第二节课的时候，他从后门溜进来。
拉开课桌盖板的时候，他愣了很长时间。
我低着头假装在抄笔记，余光里看见他把那卷钱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指节泛着白，慢慢把那半张作业纸折好，放进了上衣口袋。
下课铃一响，他起身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在我座位旁边站定。教室里头人声嘈杂，他压低了声音：“这钱我会还的。”
我没抬头，说：“不用，好好念书。”
他站了一会儿，像是要说什么，终究没说出口，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后来他真的考上了大学，走之前在校门口拦过我一次，递给我一个信封，说里头是他暑假打工挣的五百块，先还一点。
我没接，说：“我说了不用。”
他举着信封的手僵在半空中。那天天很热，蝉叫得人心烦。
“魏诗雯，”他叫了我全名，“这钱我不会不认的。”
“我知道你不会不认。”我往后退了一步，“但我不需要你还。”
说完我就跑了。跑到拐角处才停下来，靠在墙上喘了一会儿气。
他那时候大概理解错了，以为是我嫌弃他还得慢，嫌弃他拿不出更多。
后来他到了大学给我写过一封信，里头夹了两百块钱。
我原封不动退了回去。
再后来他参加工作了，听说他出差路过县城，在我家楼下站了半个钟头，口袋里揣着信封。
但他始终没有上来敲我的门。
我也没有告诉过他，我那时候不是不要他还。我是怕他一还，我们之间那点干干净净的旧情分，就变成了一笔清清楚楚的买卖。
那年我还太年轻，不明白有些话一出口，就成了别的东西。
03
宋煜城到任的第三天才开的全厂大会，选的是周六上午，说是怕耽误生产。
大礼堂还是我进厂时翻修过的那间，山墙上的木头被白蚁蛀了一角，用铁皮补了，刷上银粉漆。
主席台上拉了一条横幅，写着“深化改制，提质增效”八个大字，有几个字起了皱，耷拉着角，没人去抻。
我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贴着墙根坐下。李建在我身边，捅了一下我胳膊肘：“你往前坐点，待会儿领导讲话看得清。”
“有什么好看的。”我把手机掏出来，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宋煜城是最后一个入场的。
穿着一件深灰夹克，没有打领带。
他走到主席台正中间坐下，扫了一眼台下，脸上没什么表情。
底下的人齐刷刷地鼓掌，我也跟着拍了两下，手心拍得发麻。
他讲话不紧不慢，没有稿子。
说的都是改制的大道理，从国家形势讲到厂里现状，讲到最后他说了一句：“这次分流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还会有动作。留下来的，不代表高枕无忧。离开的，也不代表路就断了。”
台下稀稀拉拉有人点头，有人低头看手机。
我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台上那盏日光灯，管子一头已经发黑，忽明忽暗地闪。他说话的声音从很远的某个地方传过来，像隔着水。
散会的时候，我站起来夹在人群里往外走。
快到门口时，听见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宋总”，我没有回头，加快脚步走了出去。
李建在后面追上来，拉了拉我袖子：“你走那么快赶什么？我刚才见他一直在往这边看，像是认出你了。”
“我脸上长花了？”我甩开他的手。
“你怎么这样？”李建站住了，声音里带着点火气，“老同学见面，打个招呼怎么了？人家现在是领导，你就当为自己的事低一次头，能少块肉吗？”
“能。”我说。
李建愣了一下，没再说话。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车间里待了很久，把那台老电机拆了装，装了拆。手油乎乎的，心里也堵着一团说不出来的东西。
傍晚韩涛端着一搪瓷缸茶水晃进来，蹲在我旁边看了一会儿。“你这台电机，”他指了指线圈位置，“绕组的线径不对，换粗一号的。”
我抬起头看他。
他呷了一口茶，像是顺嘴提了一句：“宋总今天到咱们车间转了转，问了问电修车间的人事构成。问得挺细。他尤其问了你。”
“问我干什么？”我把手里的钳子放下。
韩涛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我面前展开。
是一张内部使用的初选表，我的名字被列在了分流后备人员第一行。
他弹了弹纸：“你自己想清楚了,接下来怎么走？”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摇了摇头：“师傅，我不知道。”
他收起那张纸，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宋总问你在车间干了几年.我说十二年。他没再说什么，点了点头就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工具箱上，把那台老电机又看了一遍，线圈拆了一半，裸露的铜丝在灯底下闪着光。
它岁数挺大，跟我工龄差不多长。
我摸了摸它锈迹斑斑的底座，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我在学校里也是这样守着一样旧物件，守着守着，天就黑了。
04
宋煜城来电修车间那天，我没认出是他。
他穿了一身深灰色工作服，跟厂办那帮人走在一起，走到哪儿都有人绕着看。
我正在地上坐着，拆一台报废电机的轴承座，油污糊了半截小臂。
他走到我工位前头，停了一下。
我抬头，看见他站在三步外，目光落在我手里那台电机上。他什么也没说，也没有打招呼，看了一会儿就走了。
旁边的郭志军凑过来：“小魏，你知道吗？那人是新来的宋总，听说从集团总部下派的。三十出头就当上厂里一把手，真不简单。”
“嗯。”我应了一声，低头继续拆。
郭志军没走，压低声音说：“听说他看了第一批分流名单，把你从上面划了。你真不认识他？”
“不认识。”我说。
他张了张嘴，没再追问。
但我不认识他这件事没人信。
尤其是沈娜。
沈娜是厂办的，今年三十四岁，肚腩微鼓，嗓音尖亮。
她每天在饮水机旁边接水，顺便把全厂上下的大小事情都过一遍嘴。
第二天傍晚，我端着搪瓷缸去水房打水，听见沈娜正跟几个人说话。
“你们都不知道？宋总把她从名单上划下来了，秘书亲自去跑的路子。两个人高中同学，当年还是一个班的，关系好得很。听人说他在任的时候就让人查过她的档案了。”
另外几个人发出一片恍然大悟的啧啧声。
我打完了水，盖上杯盖，转身往外走。
沈娜在后面喊了我一声：“魏姐！通通气嘛，宋总跟你是不是老同学？你要是真认识他，以后可得多照顾照顾咱们几个老姐妹。”
我没停顿，走了出去。
水房的门在我身后合上，挂帘子的铁钩晃了两下，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那天夜里韩涛打电话来，说他收到通知，让我明天下午到办公楼上三楼，宋总要见我。
韩涛在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会儿：“这事要是难，你就别硬撑着，跟他说几句软和话，不丢人。”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坐在床沿上，一直没有躺下。李建翻了个身，含含糊糊地问我：“怎么样？”
“明天下午。”
他哦了一声，又翻了个身，像是要睡，过了好一会儿又说了一句：“你态度好点。”
天亮以后我到车间干了半天活，中午在食堂扒了两口饭，也没吃出什么味道来。
上楼之前我把自己手上的机油洗了三遍，又换了一件干净的工装。
袖口上那块补丁太显眼了，我搓了搓，没搓掉，也就那样了。
三楼楼道很静，瓷砖地面擦得发亮。我站在小会议室门口，深呼吸了两下，才敲门。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里面传出一个声音：“进来。”
我推开门。宋煜城坐在办公桌后头，面前摊着一份名单。他抬起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没有站起来，也没有倒水。
他低头，翻到某一页，指腹沿着上面的名字往下移，停在一处。那一瞬间他侧过身，放低了声音，对站在窗边的一个年轻人交代了几句话。
那个人我认识，他叫程越彬，是宋煜城的秘书。
程越彬听完，点了点头，迈步走到我面前：“魏师傅，请跟我来这边坐。”
他把我领到隔壁一间小接待室，一指沙发：“您稍等。”然后就出去了，带上了门。
我坐在沙发边缘上，面前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
隔着那道毛玻璃隔断，我隐约看见他的轮廓侧着身，从衣兜里取出一个什么东西，交给了程越彬。
玻璃上的雾气模糊了他的脸。
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心里头翻来覆去地过着一句话：他叫我来，总不会就是为了让我看这一眼吧。
过了大约五分钟，程越彬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没有多说话，把信封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这是宋总吩咐我交给你的。”
信封很薄，摸着只有一个硬硬的角。我打开信封口，倒出来后，愣住了几分钟，像一帧凝固的画面。
那是一张泛黄的饭票。
高中食堂的那种，油印的，绿色的字已经褪了大半。饭票背面有一行钢笔字，色迹也淡了不少，但一笔一画仍然清晰。
这笔钱，我一直记着。
是他写上去的。十几年前的笔迹，跟他人一样，方正，略显拘谨。
我把那张饭票攥在掌心里，攥了许久，手心沁出来的汗洇湿了纸边。
等到玻璃那边传来他接电话的声音时，我才站起来，对程越彬说了一句话：“替我谢谢你们宋总。不过这东西我不能收。”
程越彬看着我，像早就料到我会这么说：“魏师傅，宋总说，他知道你不会收。他让我把话带到：这是我从高中食堂留着作纪念的，本来就不是给你的钱。”
我站在那，手里那半张饭票捏也不是放也不是，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不出声，也走不动。
05
从办公楼出来以后，我在厂区的花坛边上坐了很久。
那张饭票我到底没有还给程越彬，他也没再开口讨要。他把那张饭票留在茶几上，留下一句“宋总说，这个留不留随你”，就转身走了。
我把它收进了工装内袋，贴着胸口。
晚上回到家，我关起门，把那张饭票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
绿油油的背影褪成灰绿色，上头还有油渍晕开的痕迹。
我认得它。
十年前的食堂，一份回锅肉饭三块五，白米饭加一勺肉沫茄子两块八。
我天天带饭，很少去食堂打菜。
宋煜城也不常去。
他打了饭总是一个人坐到角落里，埋着头吃。
我没有想到他会在饭票上写字。更没想到他一留就是这么些年。
李建从背后探头看了一眼：“什么玩意儿？”
“没什么。”我把饭票收进铁盒里，压在那半张作业纸上面。他瞥了一眼，没有追问，转身去倒水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车间找到韩涛，跟他说了一句话：“师傅，内部竞聘的办法我想看看。”
韩涛正在擦拭一台减速电机，手上的动作停了停。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本蓝皮的册子，递给我：“能行的就这么一条路。一线工龄满十年有技术特长的，可以申请破格参加。”
他提醒我：“但名额只有一个。”
我翻开册子，把每一页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资格要求、报名流程、评分办法。
看到最后一条时，我的手指顿住：报名人员须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我没有大专学历。”我把册子合上。
韩涛点了根烟，没有点着，咬在嘴角：“你的情况我清楚，你当年差几分没考上大学。这么多年，你那技术上的功夫不输给那些大专生。”
“可人家不认我的技术。”我说。
“那你去跟宋总说。”韩涛把烟从嘴上拿下来，“你昨儿也去见过他了，他也算开了口了，你就不能也开一次口？”
我摇摇头：“他给我的那张饭票，是以前欠我的。我要是拿这个去换一个岗位，那这十年我就白过了。”
韩涛看了我一眼，没再劝，把那本蓝皮册子递到我手里：“你自己看吧。”
我花了一整天把竞聘办法研究透了。发现有一条补充条款：一线岗位工作满十年且近五年获得过市级以上技能竞赛奖励的，可不受学历限制。
市级。
我去年参加全市维修电工技能大赛，拿了第二名。
我当年的证书锁在工具箱底层，红皮，烫金字。
我一度以为它只能挂在墙上自己看着高兴，没想到还有派上用场的一天。
当晚我填好申请表，附上获奖证书复印件、十三年的社保记录单，第二天一早就交到了人事科。
科长翻了翻，把表格推回来：“学历那栏是空的，没法走流程。”
“有补充条款。”我说。
“那是给技术人员留的口子，”科长用手指点了点桌面，“你不是技术人员。”
他说的技术人员是车间技术组那帮人，写方案画图纸的。我们这种蹲在地上干活的操作工，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被划进那一栏过。
我站在人事科门口，手里攥着被退回的表格，站了很久出来时那条走廊特别长，冬冷夏热，瓷砖墙的灰皮一片一片地往下掉。
我把表格卷起来放进包里，回到工位上，把那台电机重新拆开，继续干活。
中午我没吃饭，坐在工具箱上发了一阵呆。韩涛从外面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人事科那帮人，就是怕担责任。”
我说：“怪不到他们，我的确学历不够。”
“你的技术够不够，你心里头清楚。”韩涛站起来，把手里一张纸递给我，然后走了。
那张纸上写着一个电话，是一个在省里搞职业技能鉴定的老朋友的号码。
我把那张纸折好，塞进工装口袋里，还是没有打那个电话。
傍晚下班时程越彬在厂门口等我。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照样没有多话，把信封交到我手里转身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