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李大钊传》《中共党史资料》《北洋军阀史话》等相关历史文献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城笼罩在一片肃杀气氛中。
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几辆黑色轿车悄然停靠在路边。
车上全副武装的奉系宪兵和京师警察已经待命多时，300多名军警荷枪实弹，严阵以待。
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亲自坐镇指挥，侦缉处长吴郁文在一旁低声下达着命令。
这些士兵的目标只有一个——位于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旧俄国兵营。
没有人想到，这个春日的清晨会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
李大钊，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北京大学的教授，无数青年学子心中的导师，此刻正在苏联使馆的房间里处理文件。
他不知道，一张精心编织的罗网，已经将他和数十名同志牢牢困住。
这个藏身之处本该固若金汤。
苏联使馆享有外交豁免权，按照《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擅自进入使馆区。李大钊和同志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将近一年，从未出过差错。
上午10时20分，外交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签下了那张致命的授权书。
随后，10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用身体作木桩，强行撞开大门。
当300多名军警破门而入的那一刻，李大钊镇定地合上手中的文件，缓缓站起身来。
他的脸上没有慌乱，只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
当侦缉处长吴郁文率领军警拥着一个人闯进李大钊的房间时，那个被押着的人低垂着头，不敢抬眼看李大钊。
而当这个人最终指认出李大钊的身份时，所有在场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导致一代革命先驱被捕的关键人物，竟然是李大钊曾经最信任的人......
【一】北大红楼里的播火者
1918年1月，一个29岁的年轻人走进了北京大学红楼。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他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不久，经章士钊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那时的北大，是全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各种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
表面上看，李大钊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
他讲课深入浅出，待人温和谦逊，学生们都尊敬地称他"守常先生"。
他常常穿一身朴素的长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走在未名湖畔，像极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
冬天不穿皮袄，常年不坐洋车，把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可在这温和的外表下，李大钊的内心却燃烧着改造中国的热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革命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他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担任指导教师。
这个看似普通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一大批有志青年聚集在李大钊周围，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思想。
其中就有来自湖南的图书馆助理员，这个年轻人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深受其影响。
同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来到中国，首先找到的就是李大钊。
两人经过深入交谈，对筹建中国共产党取得一致意见。
随后，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伟大壮举。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时，对于党的名称拿不定主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叫共产党。
这个名字，从此写入了中国历史。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之一。
李大钊被推选为负责人，开始在北方地区秘密开展革命工作。
那时候，革命工作异常艰难，经费紧张。
李大钊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李大钊因故未能出席，派张国焘、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参会。
会后，李大钊继续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
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他赞同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会后，他专程到广州会见孙中山，两人深入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与振兴中国之问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个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孙中山对他极为倚重，许多重要决策都要征求他的意见。
会后回到北京，李大钊担负起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
那段时间，李大钊格外忙碌。
白天在北大讲课，晚上组织革命活动，深夜还要处理各种文件。
他的家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各地同志来来往往，他的妻子赵纫兰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从不过问机密。
1924年6月，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为了躲避军阀的检查，他们不得不冒险坐马车穿越中苏边境，从满洲里到莫斯科，整整走了12天。
这次出访让李大钊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也让他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大趋势。
回国后，李大钊更加积极地投身革命工作。
他在北京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影响越来越大，名声也越来越响。北洋军阀把他视为眼中钉，多次下令通缉抓捕。
【二】血染铁狮子胡同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天津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
这起事件迅速在北京城引起轩然大波。
日本随后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公然施行武力恫吓。
帝国主义的霸道行径激怒了中国人民。
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立即行动起来，决定组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3月16日，中共北京地委在北京大学一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陈乔年、陈为人、陈毅等100多人参加。
李大钊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的最后通牒是第二个"八国联军"，人民绝对不能接受。
3月17日下午，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150多个团体及大学代表共200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不许日舰带奉舰入大沽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等决议，并决定3月18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北京城阳光明媚。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旗帜飘扬。
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和数十个团体的各界群众，超过1万人汇聚在这里，举行"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台前横幅上写着醒目的标语，主席台前悬挂着"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废除辛丑条约""撤退外国兵舰""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各国公使"等大幅标语。
大会由徐谦、顾孟余、李大钊等八人组成主席团。
李大钊登台发表演讲，他的声音洪亮而坚定，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号召大家用革命的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
台下群众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
大会结束后，李大钊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随后，2000多人组成的请愿团，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
李大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儿子李葆华就在身旁。
为了防备意外，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下午1点半左右，请愿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
广场上大约有200个卫队士兵，整齐地排列着，严阵以待。
学生们派代表去向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突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天空的宁静。
站在石狮子上高喊口号的北平大学学生李芳园中弹倒下。
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如雨点般射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
卫队不仅开枪，还挥舞着大刀、棍棒向慌乱的人群乱砍乱打。
执政府门前瞬间血流成河，惨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李大钊在演讲时，七八个军警扑上去准备抓捕。
千钧一发之际，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唐昭勋一个箭步冲上前，奋不顾身地解救被军警包围的李大钊。
李大钊的左腿膝盖下面中了一枪，头部和双手也负伤，鲜血顺着手指滴落。
唐昭勋迅速把李大钊背起来，冲出包围圈，转移到安全地带。
他自己在解救李大钊时，腰的右部也中了一枪。
这场血腥的屠杀持续了近半个小时。
当场死亡26人，另有21人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共计47人遇难，200多人受伤。
死者中包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燕京大学学生魏士毅，清华大学学生韦杰三等。
军警在清理现场时，竟然将死者的财物尽行掠去，甚至连衣服也全部剥光。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不仅不承认罪行，反而于3月19日发布《临时执政令》，反诬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学说，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并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5人。
北京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还派兵到河北乐亭他的老家去抓人。
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在儿子李葆华的帮助下，逃到昌黎五峰山避难，使敌人两次抓捕都扑了空。
【三】使馆区里的秘密据点
1926年3月底，北京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这座旧兵营原本是沙俄时期留下的建筑，位于使馆区内，享有外交豁免权。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
从法理上讲，这里确实相对安全，称得上是"固若金汤"。
李大钊带着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星华、炎华搬进了兵营，在这里继续主持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
同时搬进来的，还有国共两党的几十名骨干成员和进步青年。
兵营里的生活紧张而有序。
李大钊住在北楼二层东边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既是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办公室。
房间里摆放着简单的桌椅，墙上挂着地图，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
李大钊每天从早忙到晚，起草文件、印刷宣传品、指导北方各地的革命工作。
那段时间，李大钊格外忙碌。
女儿李星华后来回忆："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
销毁文件，说明李大钊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尽管藏身使馆区，但危险始终如影随形。
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占北京后，加紧了对共产党人的搜捕。
1926年8月，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了《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白色恐怖更加笼罩京城。
为了抓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人力车夫、小商贩，天天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国兵营门口窥视。
凡是从兵营出来的人，都有特务盯梢。
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
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送信、取报的工作，可没过几天，他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
更危险的是，京师警察厅还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的机会，派遣4名暗探化装打入内部。
这些暗探在旧俄兵营中潜伏了3个月，对兵营内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了详细侦察，甚至绘制了内部地图。
可即便如此，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毕竟这里是使馆区，享有外交豁免权，如果贸然闯入，会引起国际纠纷。
张作霖需要一个更确切的情报，也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
1927年初的一个晚上，这个情报终于来了。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一份紧急报告，报告中的内容让他大喜过望。
他立即赶往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办公室，两人连夜向张作霖汇报。
张作霖听完后，眼睛里闪过一道凶光。
他知道，抓捕李大钊的时机到了。
可张作霖也清楚，直接闯入苏联使馆会引起国际间的强烈反应，尤其是苏联可能会因此采取军事行动。
他需要西方列强的支持。
幸运的是，欧美列强对苏俄本就充满敌意。
他们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已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包括《辛丑条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意味着苏联大使馆的豁免权已不再有效。
1927年4月5日夜，张作霖召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等人秘密开会，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
为了确保行动成功，他们训练了一批军警，专门执行这项任务。
为免走漏风声，这批军警待在京师警察厅内，不许外出。
与此同时，张作霖分别与美、英、日等国公使接洽，请求他们同意中国派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这些国家的公使一贯敌视苏联，他们对张作霖的交涉心领神会，一致表示：这是中国内部的治安问题，应当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
1927年4月6日清晨，一切准备就绪。
4月7日，《平报》刊登了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
消息传出，全北京为之震惊。
北京大学的师生们难以置信，那位温文尔雅、深受爱戴的守常先生，竟然被捕了。各界人士纷纷奔走呼号，要求释放李大钊。
而此时，一个谜团笼罩在所有人心头：李大钊藏身于苏联使馆内近一年，行踪一直保密，敌人究竟是如何得知他的藏身之处的？
那个在抓捕现场指认李大钊的人，又是谁？
1927年3月的某一天，京师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
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
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
在这批被捕人员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三天三夜的严刑拷打之后，就在敌人准备用人粪灌他时，这个人终于崩溃了，就这样，他成了敌人安插在李大钊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