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会议室里灯光白晃晃的。
村支书念着筹备方案，满桌人昏昏欲睡。
邓思雨坐在主位，目光落在面前那本旧花名册上。
工作人员说，请老领导核对当年插队名单。
她翻开，第一页的字迹洇了。
第二页，有些陌生。
翻到中间那页时，她的手指忽然停住了。
纸上三个字端端正正：徐玉山。
她盯着看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
屋里讲话声还在继续。
她慢慢合上册子，抬手叫停了会议。
“这个徐玉山，还在村里吗？”没人答得上来。
她站起来，声音有些发颤：“我去看看他。”
01
村支书愣了一下，望向旁边的乡镇干部。乡镇干部也没回过神，屋子里安静了几秒。
邓思雨把花名册抱在怀里，又说了一遍：“我去看看他。”
她这话说得不算大声，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清了。坐在对面的县文化馆馆长试探着开口：“邓厅长，下午还有座谈会……”
“座谈会往后推。”
她说完就朝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槐树沟离县城多远？”
“柏油路通着，四十来分钟。”村支书连忙起身，“就是路窄，大车不好掉头。”
“没事，我车小。”
她说话时已经走到了门口。
村支书跟出去，又折回来拿了那本花名册，小跑着跟上了她。
会议室里剩下的人面面相觑。
有人低声问了句：“邓厅长这是怎么了？”没人答得上来。
车子出了县城，拐上一条两车道的柏油路。
邓思雨坐在后排，腿上摊着那本花名册，目光落在窗外。
窗外是大片的玉米地，秆子已经黄了，收过的地方露出黑褐色的土。
村支书坐在前排副驾，从后视镜里看了她好几次，终于忍不住问：“邓厅长，您跟徐老师认识？”
邓思雨沉默了很长时间。长到村支书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开口：“认识。”
“徐老师以前也当过知青？”
“不是。”
村支书没听懂这话什么意思，又不敢追问。
车子颠了一下，邓思雨手里的册子滑到座椅上。
她没有捡，目光还留在窗外。
过了好一会儿，她像是自言自语：“他当年是替我来的。”
村支书张了张嘴。他本想问“那您怎么没来找过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里一时没人说话，只剩下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
到了槐树沟，村支书引着邓思雨往村东走。
村子不大，路是新修的，两边的房子也翻新了不少，只有村支书指给她的那座院子还留着老样子：矮墙、木门，院墙边爬着半枯的丝瓜藤。
门虚掩着，院里没人。
“徐老师应该去浇菜地了。我去叫他。”村支书说。
邓思雨拦住他：“别，我就在这儿等他。”
村支书犹豫了一下，说了句“那您先进屋坐”，便匆匆走了。
邓思雨推开院门，跨进去，院里有棵老槐树，树下一张石桌，桌上散着几粒玉米。
晒衣绳上晾着一件蓝布中山装，领口磨得发白，袖口破了道口子，没补。
堂屋门没锁。
她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堂屋的墙上挂着一幅旧奖状，玻璃框边角裂了一条缝。
她凑近看，是几十年前县里发的“优秀民办教师”，落款处的红印章已经褪得几乎看不见。
她站在那幅奖状面前，眼眶慢慢红了。
村支书跑回来告诉她，徐玉山的人正在村西头浇菜地，马上就回来。邓思雨深吸一口气，走到石桌边坐下。“行，我等他。”
她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走过那棵老槐树，从枝杈间望出去，能看到村子后面起伏的坡岗。
那山她不认识，但山势变化之间，她有了一种隔世的恍惚。
院门外有脚步声传来，由远及近。
一只黑狗先进了院子，看见生人也不叫，摇着尾巴跑到墙根趴下了。
随后一个老人扛着锄头走进来。
他穿一件旧白衬衫，裤腿上还沾着泥水。
他头一眼没注意到石桌边坐着的人，直到放下锄头转身，才愣在原地。
邓思雨也看清楚了来人的模样。
一头短发已经全白，腰背不似她记忆中那样挺直了，脸上皱纹交叠，深深浅浅的刻痕。
她看着那张面孔，心跳得厉害。
她知道，这张脸，她认得出。
“徐玉山。”她念出这个名字。
老人没有答应，怔怔地看着她。他看了很久，才慢慢皱起眉，眼睛越来越亮。他嘴唇动了动，终于挤出两个字：“思雨？”
她点头，眼眶已经红了，声音却竭力稳着：“是我。我到这边来开会，翻名单看到你的名字，就过来了。”
徐玉山放下手里的锄头，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声音依然平淡：“屋里坐嘛。”他走到堂屋门口，又停下，背对着她说了一句：“多少年了。”
与此同时，时光倒回五十年。
1974年，县中学操场边那棵老梧桐树还没有被雷劈掉半边，树下站着两个人。
十九岁的徐玉山穿着洗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名表。
邓思雨站在他面前，脸涨得通红：“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替我填的？”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妈说你爸帮过我们家。”
邓思雨咬着嘴唇：“那也不用你替我去！”
他没答话，只是把表格整齐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风从操场那头吹过来，吹乱了邓思雨的头发。她梗着脖子看他，像要把他的样子刻进眼睛里。
02
时间退回那一年，1974年。
徐玉山的父亲在他九岁那年病殁，死在北京的一家建筑工地上。
消息寄回县城时，连棺木都没有一起回来。
母亲袁春梅去了一趟北京，只带回一个包袱和一个说法：他在工地出了事故，包工头跑了，工地是临时的，连能索赔的单位都没有。
家里的半间土房，还是父亲活着的时候在县城边租下的。
袁春梅在街道服务社做杂工，一个月挣十二块钱，活得紧巴巴的。
有时候到了月底，米缸见了底，就是邓江河帮衬一把。
邓江河是县粮站站长，管着周边几个公社的口粮。
他认得袁春梅，知道这娘俩的日子不好过，每月都匀出一点玉米面、红薯干，让她们过个坎。
有一回徐玉山半夜发烧，袁春梅背着他敲过邓家的大门。
邓江河踩着拖鞋披件旧大衣出门，帮着把徐玉山送到医院，垫了医药费。
钱用了一整副家底，袁春梅要打借条。
邓江河摆了摆手，说，过好日子就行，打什么条子。
后来徐玉山上了中学，成绩不坏。
袁春梅想着让他念完高中就去工厂上班，好歹有个营生。
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一年会发生那么多事？
春天，邓江河因为以前经手的一笔粮食账出了问题，被人查出来，停职反省。
夏天，他被打倒，粮站站长的职务撤销。
他那边的成分立刻从“干部”掉成“有问题”，家里摔了一地。
秋天，县里通知邓思雨，她得下乡。
第一批名单里有她，别人家的孩子可以靠关系顶掉，可邓家落到这步田地，谁能替她说话？
邓思雨的母亲每天去街道上等着，见到掌事的人就低头，求人家“再宽限宽限”。
回应她的不是叹气，就是沉默。
徐玉山放学回家把这件事告诉袁春梅。
袁春梅手里正纳着鞋底，一下扎歪了，扎到自己的指头肚上。
她没有吃痛，慢慢搓着那块渗血的指头，过了半晌，才开口说话：“老邓家落难了，咱们不能看着。”
又过了几天，袁春梅把徐玉山叫到跟前，说：“娃，你替思雨去下乡吧。”
徐玉山一直没忘过那个下午。
母亲说得平静，没有问他愿不愿意：“咱们欠人家一条命，那是要记一辈子的。你爹走的那年，要不是老邓拉了我们一把，你可能连病都熬不过去。”
徐玉山没吭声。
他当然知道这件事的分量。
他只是想起邓思雨坐在教室里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低头写字时，阳光就把她的影子映在桌上。
他从未跟她多说过话，但她的名字，他念了三年。
他不是不知道下乡有多苦。
但他更知道自己没法说那个“不”字。
第二天，他去公社填了报名表。负责登记的中年人抬眼看了看他：“名单里没有你啊，你替谁？”
“替邓思雨。”
“你跟她什么关系？”
“同学。”
“同学？”那中年人放下笔，靠在椅背上打量了他一番，“你想清楚了？一旦报上去，你这一去就不能随便回来了。你还不到二十吧？替人家去吃苦，你图啥？”
徐玉山没答。
他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在表格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笔一画，端端正正。
他离开公社时，邓思雨从街尾追上来。
“徐玉山，你给我站住！”
他回身，看见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额前碎发被汗水贴在脸上。她叉着腰，眼睛红红的：“你疯了？你替我填什么表？我家的事不用你管！”
“名单已报了。”他说得很平静，没有多余的表情。
邓思雨愣在原地。
徐玉山转身要走，又停住，说了一句：“我家里确实欠你家的，再说，我还挺想去农场种地的。”那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轻，轻得没什么人信。
邓思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
她看着他走远，夕阳照着他的背影，把她眼底最后一点光也烧干了。
03
槐树沟是真的苦。
徐玉山到的第一晚，生产队安排他住村东头一间废弃的土屋。
屋顶漏风，墙角长着一蓬灰绿的霉斑，屋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用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铺了一层干稻草。
队长说，没知青宿舍了，你先撑着，等入冬前给你借两间。
他没说借不借得到。
下乡第三天，徐玉山被分配去修水渠。
十月的水已经凉透，灌进胶鞋里，骨头都冻得发疼。
他用铁锹挖了两个时辰的土，手心磨出三个水泡，一个破了，混着汗水和泥水渗在握柄上。
一起干活的老乡递过来一壶热水，他看着那双粗糙的、骨节变形的手，接过水壶灌了一口。
苦他认了。
他是替人来的，这份苦本该是邓思雨扛的。
他每顿饭咽下去的时候都这么想。
日子一天一天过。
修了四个月的水渠，又跟着队里收玉米、翻地、脱粒，冬天跟几个汉子去坡上打柴。
夜里躺在门板床上，听屋顶北风呜呜地吼，棉被薄得像层纸，他把棉衣压在被面上，蜷成一团睡。
那一年春节，他没回县城。
路费贵，而且队里说，过年要安排人值班看仓库。
他留下来，一个人在土屋里用煤油炉煮了碗高粱面糊糊，算是年夜饭。
第二年春天，大队调他去村小代课。
老教师退休了，村里一时找不着识字的人顶班。
队长翻遍知青花名册，看他是读过高中的，便拍了板。
村小总共二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挤在一间石头教室里。
课桌缺腿，他们搬砖头垫；黑板裂了一道缝，他用粉笔沿裂缝两边写，怕学生分不清字。
第一天走上讲台，他站在那块破黑板前，看着底下大大小小的脑袋，不知道说什么。
沉默了半晌，他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叫徐玉山。以后教你们语文和算术。”那天下课后，他坐在空教室里，看着学生的作业本。
这是他到槐树沟以后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能做点什么。
这一年夏天，彭静芳出现在他生活里。
彭静芳是邻村的人，在公社卫生院培训后，调到槐树沟做卫生员。
她隔三差五到村小给孩子们打疫苗。
徐玉山在院子里烧水。
他低着头，往灶里添苞谷秆。
彭静芳蹲下看了看灶眼，说火心空着，柴烧不透。
她就势拨弄了两下，火苗蹿起来，照亮了她的侧脸。
她说：“你是代课老师？城里下来的？”他说是。
她说：“城里人不会烧炕火吧。往后缺柴火，跟我说。我家坡上那片杂木,每年打了不少。”他刚要回一句“不用”，她已经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像没听见一样，提着药箱走了。
之后她真的来送过几次柴。
他都不好意思推。
有一回她来时下着雨，她把柴用塑料布裹着背过来，自己淋湿了半身，他的屋檐底下积了一汪水。
他让她进屋避雨，她在门槛上站了站，说不用了，转身又钻进雨里。
他在门口站着看了很久，直到她的背影绕过土坡不见了。
大队会计梁永强比徐玉山大六岁，是本地人，高小毕业，在那个年代算识文断字。
村里办个账目、写个材料，都从他手里过。
他对徐玉山一开始不算亲近，但也不至于为难，只是有一件事，让梁永强的神色变了。
那年腊月，村东头王家托梁永强的姑姑来给彭静芳说媒。
女方是槐树沟卫生院的人，梁永强是大队会计，在村里算体面人，都以为这门亲事能成。
但彭家没有应话。
过了两天，梁永强在村口撞见彭静芳，主动搭话说：“静芳，你在卫生院做得好好的，咋不回个话嘛？”彭静芳笑着说：“梁会计，我对你没那个意思，你别耽误功夫。”他看着她走远，脸色铁青，把手里攥着的一根草茎狠狠掐断，扔在地上。
没过多久，他就注意到彭静芳对村小那个代课老师的态度不一样。
你给她递柴火、她给你送雨伞，一个未婚姑娘，隔三差五往那小破学堂跑，谁看不出来？
梁永强不说破，只是看徐玉山的眼神，一天比一天冷。
徐玉山不知道这层关系。
他只知道梁永强每次路过村小，嘴角总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笑。
那笑意不深，带着一丝凉薄。
04
1977年冬天，县里传来消息：恢复高考了。
槐树沟的知青们像烧开的锅，有人连夜翻找出已经翻烂的旧课本，有人到处托人往城里带复习资料。
徐玉山没有去找资料。
他在灯下翻了翻自己教的那本薄薄的语文课本，又合上了。
他已经二十五岁，在槐树沟待了整整三年。
袁春梅病了，来信说支气管炎犯了，不严重，让他别挂心。
他知道母亲是不想让他费钱回家。
他把攒下的十八块工分钱寄了回去，留了两块买肥皂和煤油。
腊月里，有位县知青办的干部来槐树沟检查工作，梁永强陪着吃饭。
席间那位干部顺口说起，省城师范学校在招工农兵学员，还有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有门路的已经开始跑了。
梁永强听了没接话，心里却微微一沉。
他当晚回家，打开自己屋里的柜子，又关上。
他没多想，只当是全乡的事。
与此同时，一封贴着八分邮票的信，正躺在公社邮递员的绿帆布邮袋里。
信封上写着：槐树沟生产大队徐玉山收。
寄信人地址只有三个字：省师范。
信是邓思雨写的。
她父亲平反后回了县城，她考上师范学校的消息是托旧同学打听到徐玉山的地址才发出来的。
薄薄两张信纸，她写了撕、撕了写，反反复复折腾到半夜。
最后寄出的信很短。
信上说，她家的事已经过去了，她考上了省城的学校，一切都好。
她说，当年你替我去下乡，这份情我一直记着，不知道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过再考学校？
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寄复习资料。
她说，你若回信，我就知道地址没有错；你若不想回，我也明白。
你照顾好自己。
末了，她又添了一句：我一直没有忘记你。
这封信寄到槐树沟的那天，是1978年的2月14日。
公社邮递员把信送到大队部，梁永强正好在屋里对账。
他接过信看了一眼，看清落款后，脸色晦暗，把信收进了自己的抽屉。
那天晚上，梁永强对着煤油灯坐了很久。
信封已被他拆开，信纸薄得能透出光来，上面的字，他一行一行地看完了。
看到“你若愿意，我帮你寄复习资料”那句，他把信纸捏皱了。
看到最后那句话，他反倒平静下来，慢慢把信纸展平，折好，重新塞回信封。
他没有烧掉。
也没有送给徐玉山。
他把它锁进了一只旧皮箱底，和几本旧账本压在一起。
做完这一切，他熄了灯，在黑暗里躺了很久，对自己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回城了，静芳怎么办？
徐玉山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年冬天，他每天上完课，就去帮队里的忙。
夜晚回到土屋，煤油灯下备第二天的课。
隔壁屋的知青结伴去县里打听复习班的消息，喊他一起，他笑了笑，说不去了。
“你不考大学啦？”他沉默了一下：“没那个条件。”
他嘴上这么说，心里不是没有动过念头。
只是他一想到自己走，村小二十几个娃娃就没人教了，这个念头就被压了下去。
没有人知道，他在一个又一个冷透了的晚上，把一本旧课本翻出来，又合上。
春天来了，他等的那封信，始终没有来。
05
1978年小麦抽穗的季节，彭静芳约他傍晚在村口老槐树底下见面。
徐玉山心里隐隐有数，但还是去了。
彭静芳穿一件洗得干净的碎花褂子，头发编得整整齐齐，站在树下等他，手里攥着一条手绢，揉来揉去。
她看到他来，脸一红，开门见山说：“徐老师，我今年二十五了。家里催我定下来。我想问问你，愿不愿意跟我过日子？”
徐玉山站在她面前，心绪翻涌。
他不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但真到了眼前，他脑海里忽然闪过另一个影子。
邓思雨隔着大半个中国，寄来的那封信，一直杳无音信。
他不能确定那封信是否真实存在过。
但彭静芳站在他面前，一双眼睛明澈且毫无遮掩。
她说：“你要是心里有人，也就不勉强。我就想当面问清楚，免得自己一直放不下。”他说：“没有人。”
彭静芳沉默地看着他。仿佛在掂量这两个字的分量。最后她轻轻说：“那就跟我一起过吧。”
那年麦收后，两人领了证，在村里办了几桌酒。
没有大操大办，请了队上的人，摆了七八桌，每桌上一盆猪肉炖粉条，一壶苞谷酒。
徐玉山穿着一件新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胸前别了朵红纸花。
彭静芳扎着红头绳，笑得很踏实。
梁永强坐在角落里，一杯接一杯地喝闷酒。
有人跟他碰杯，他笑着应付，笑得不到眼底。
后来他醉得不轻，被人架回去。
路过新房门口时，他忽然停住脚步，盯着门上新贴的“囍”字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好啊，好啊。”没人明白他说的好是什么意思。
婚后，彭静芳操持家务，他在村小教书。
日子虽清贫，却也有了一些热气腾腾的烟火味。
1983年冬天，袁春梅病重。
电报拍到公社，有人捎话到村小。
徐玉山正在上课，听完消息手一抖，粉笔在手中断成两截。
他连夜往县城赶。
没有夜班车，他走了一夜的山路，又搭了一段拖拉机，天亮时分才到县医院。
却只看到一张空床。
护士说，人是后半夜走的，走得很安静。
“她一直念叨你。走了嘴都在翕动，像是叫你的名字。”护士说着叹了口气。
邻家的婶子递给他一个旧布包。
母亲临终前托她转交。
“你娘说，里面是她攒的一点钱，让你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她说……别念着她。”徐玉山捧着那个布包，在病房门口的走廊上站了很长时间。
他没有哭，只是把布包按在胸口，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挣起。
后来他打开布包，里面卷着两沓旧票子，零钱居多，用皮筋扎得整整齐齐。
最里面有一小块白布，上面用红线歪歪扭扭缝了三个字：别念着。
他跪在母亲的坟前，从中午跪到日落。
坟头的黄土是新翻的，冬天风硬，吹得他耳朵发麻。
他没有向谁诉说，也无人可诉。
几天后回到槐树沟，彭静芳抱着刚满月的女儿来接他。
他没头没尾地说了句：“我在村里教一辈子书也行。”彭静芳没有问他为什么，只是把孩子递到他怀里，轻声说：“那就在这儿教一辈子吧。”
他在心里给自己下了一个从此不退的决定。
06
邓思雨的日子在这几十年里一路向上。
1982年她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省文化局，从科员做起。
她做事麻利，肯下基层，写得一手好材料，履历上干干净净。
那些年她组织过农村文化站普查，跑过全省几十个县，偏远到连车都开不进去的山沟她都去过。
唯独没有去过槐树沟。
1989年秋天，她到邻县出差，返程的公路恰好经过槐树沟的路口。
司机问她要不要下去看看，她说：“不用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改口：“停一下。我下车透透气。”她站在路口，远远看见村后的坡地。
风吹过来，她在那站了五分钟，转身回到车上。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眼圈红红的，什么也不敢问。
1992年，她升了副处长，分管文化教育口。
那年她到市里汇报工作，县里提了一个“山区村小教学器材匮乏”的申请，名单上列着槐树沟村小。
她没有特批，也没有打招呼，只是把申请材料带回了省里。
两个月后，槐树沟村小收到一批教学器材：篮球、算盘、粉笔、地球仪、小黑板。
随包裹附了一张便条，只有四个字：校友捐赠。
还是没人知道是谁捐的。
校长问老会计要发票留底。
梁永强拆开包裹，看到那个寄件地址和名字，空白了很久。
后来，徐玉山听说县里评民办教师转正，他对照条件打了一份申请报告。
他去了一次教育局，对方说，优先考虑有学历的。
他没有学历，只是高中毕业。
他把报告收回来，没有再去二次。
第二年政策放宽，说教龄满十五年可以破格。
他又报了，这回批下来了。
正式录用通知到手那天，他坐在村小的石阶上看了很久，没觉出什么高兴，但心里扎实了一点。
至少，往后不用再每月为工分和补助发愁了。
再往后，彭静芳的身体开始出现些小毛病。
先是咳嗽，后来长期低烧。
他到公社卫生院陪她去检查，查出肺上的问题，不轻不重，但也需要养。
那时候女儿徐静怡在读初中，开销越来越大。
他把母亲的最后那点积蓄全拿了出来，又卖了一头猪。
彭静芳病着，常年离不开药，人瘦下去，精神却撑得住。
她总是跟人说，我命好，找了徐玉山这样的老实人过日子，从不跟我急眼。
只有徐玉山知道，她常常半夜咳嗽醒了，坐在炕头咳得喘不上气，然后在黑暗中静静坐着，等他察觉到问她时，她才说，没事，喝了点凉风。
2015年春天，彭静芳走了。
她在医院躺了十七天，走的那天早上忽然清醒过来，拉着他的手说：“你这一辈子，心里装着事，不说就算了。你把闺女拉扯大，别惦记我一个人走。”他握着她的手，点了点头，没让眼泪滴下来。
她的手凉下去时，他依然保持着那个握手的姿势。
像个雕塑。
彭静芳走后，他一个人住在老院子里。
女儿徐静怡在县城实验小学教书，成家后接他去住过一段时间。
他住了不到半个月就回去了。
他说，村里鸡要喂、菜要浇，他离不开。
那是谎话。
他只是挨着彭静芳种下的那棵石榴树，觉得还能看见她端着簸箕在院子里的影子。
2023年秋天，有人告诉他，县里要建一个知青纪念馆，省里来了个领导，是个女同志。
他没有多问。
他只知道自己头发白了，腰也弯了，腿脚一到阴天就酸疼。
他把自己教过的课本捆起来码在角落，准备过冬的柴。
07
2023年10月17日。
县城招待所三楼会议室。
邓思雨坐在主位，面前摊着一本厚厚的册子。
册子是县里为筹建知青纪念馆整理的插队知青名单初稿，打印得整整齐齐，目录按公社分编，页码用曲别针夹着。
村支书站在她斜对面替她翻页，嘴里介绍着：“这是公社那批名单，一共四十三个。早期来的那批先走了几个，剩下我们整理出了……”村支书说着往下翻，邓思雨却没有听进去。
她的目光从一行行名字上掠过，像在水底行走的人，看见映在水面的阳光碎片，都异常遥远。
直到翻到第七页。
她看到三个字，目光停住了。
像是有人在油锅里滴入一滴水。
她的头皮炸了一下。
从那三个字出现的那一秒起，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成了隔着水的嗡嗡声。
村支书还在介绍什么，桌上有人在倒茶，茶杯碰了茶壶发出细微的响。
她盯着那三个字，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看，仿佛想从笔画的骨头里找出她认识的少年。
手里那本来之不易的册子忽然变得沉了许多。
她开口时声音哑了，打断正在讲话的人：“这个徐玉山，还在村里？”
村支书愣了愣，点头说：“在，退休好多年了，人身子骨还行。您认识？”邓思雨没答他。
她用一只手指压着那行名字，指腹沿着字迹滑过，像是怕它消失一样。
屋里安静了。
她抬起头，眼眶通红，声音在喉咙里挤出来：“会议先停一下吧。我得去看看他。”
会议室里所有人面面相觑。
村支书最先反应过来，站起身往外走，说去安排车。
邓思雨跟他在后面，出了门，站在走廊上，后背靠着墙，仰起头看向天花板。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把眉眼压得很紧。
过了几秒，她吸了一下鼻子，整理好衣领，快步往楼梯口走。
车子在柏油路上向东行，路两旁的杨树叶子落了大半。
邓思雨坐在后座，怀里的名册平放在膝盖上，一个字也没再看。
她只是在想，那一年他替自己报名那一笔一画写下的徐玉山这个名字，是不是也这样端正。
她去了村东那座旧院。
矮墙是土坯的，上面长了一层灰绿色的苔藓。
门框上残留着对联的旧纸，边缘卷着，风吹来就哗啦作响。
她推开虚掩的木门，看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落了，地面上铺了薄薄一层。
她走进那间堂屋，水泥地面磨得发亮，墙角的凳子腿都垫了瓦片。
她的目光又落在那幅旧奖状上，玻璃覆盖着泛黄的纸张。
她在那里站了很久。
后来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一只黑狗先探头进来，警惕地看了她一眼，没叫，摇摇尾巴跑进院里。
她心跳突然快了起来。
她站直了身子，伸手理了理头发。
一个老人扛着锄头踏进了院门。
他弯腰把锄头放下，抬头往堂屋方向看了一眼，先看到的是一双陌生的皮鞋。
那皮鞋的主人站在他家的水缸边。
他愣了一下，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她。
邓思雨也在看他。
白头的老人，眉弓依然深，唇线抿着，脸很瘦，旧衬衫松松垮垮挂在肩上。
她觉得自己认得他，又觉得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
她没有动，轻轻说出那个名字：“徐玉山。”
徐玉山的手微微抖了一下。
他眯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
“你是……邓思雨？”他问得很慢，声音里有不确定，像是不敢认。
她点头：“是我。我到县里开会，翻名单看着你的名字了。”
徐玉山没有接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腿，上面沾着泥星和草叶。他像是想找一句话说，又找不到。他也像一棵老树一样，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