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深秋，西安，曾任总后勤部长的邱会作搬进了组织安排的住所。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随行家人并不多，最要紧的事情却不是回忆过去，而是如何熬过即将到来的冬天。
按照当时的安排，组织每月给他发放一百元生活费，另有粮票、油票等生活供应，也为他解决了住房问题。邱会作对房子的要求并不复杂，只希望有暖气，有卫生间，能够在家洗澡。放在今天看，这些近乎寻常；放在当年的实际条件下，却未必容易实现。
房子拿到手后，情况与预想相差很远。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木床，四张木凳，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西安的冬天寒冷，屋内又没有暖气，老年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身体能不能扛住，确实是个问题。
他曾向有关方面反映，希望改善取暖条件，但实际落实的只有一口小锅炉。白天有人不断添煤，屋里还能保持一点温度；到了夜间炉火熄灭，热气很快散尽。更麻烦的是，锅炉烟气较重，墙壁被熏得发黑，煤灰落得到处都是，既影响居住，也容易给邻居带来困扰。
有意思的是，取暖问题后来并没有因为换炉子而彻底解决。1984年，家里的小锅炉改成了炉子，操作看似简单，却出现了煤气泄漏。一天夜里，一家人不同程度中毒，幸亏家中的小保姆勉强爬到门口呼救，邻居听见动静后赶来，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那次险情并没有让冬天变得容易。煤炭供应一旦跟不上，炉子便成了摆设。曾有两三天无法生火，屋里冷得厉害，外孙女冻得整天哭。邱会作只好设法弄来二百斤蜂窝煤，先把眼前的寒冷应付过去。
到了1985年，煤的问题仍然反复出现。他只能自己找人采购。炉子不好烧，煤块经常熄灭，重新点火时还得用柴火引燃。柴火从哪里来？他便到建筑工地去找工人帮忙。工人们知道情况后，替他把木料劈成合适大小，省去了不少麻烦。
炉子烧起来，也不是添一次煤就能管一天。大约每隔半小时，就要加煤、看火、清理炉膛。家中雇的小保姆既要照料两位老人，又要照看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忙得顾不上来。邱会作曾提出，希望能配一名烧锅炉的工人，但这个要求没有得到解决。
没有专人，只能自己动手。
他和老伴常常拿着脸盆，从一楼把煤端到二楼，再用自制的小铁耙，把没有烧透的煤扒出来。那些煤渣并非完全无用，积攒到一定数量后还能卖掉，一天大约能捡出十几斤。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或许只是零碎收益；对当时生活拮据的老人而言，却能补贴一些开支。
这段经历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只是因为一位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晚年也要亲自搬煤、引火，更因为它呈现了特殊年代干部安置中的另一面。职务待遇、生活保障和具体居住条件，并不总能完全衔接。每月有固定生活费，并不意味着煤、暖气、维修人员都能及时到位。
有人曾劝他：“炉子危险，还是少管一些。”他只能回答：“不烧，屋里的人怎么过冬？”这句家常话，正是当时生活处境的写照。身份可以改变，现实中的柴米油盐却不会因此自动消失。
当然，若与普通百姓相比，他每月拥有固定补助，住房也由组织安排，生活条件仍然高于许多家庭。问题在于，他过去的职务和相应待遇，使这种落差显得格外明显。评价这段生活，既不能只说“清苦”，也不能忽略当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1992年，邱会作搬进省委干休所，生活费有所增加，还配备了专车，住房和日常照料也比此前便利许多。此后，他才不必再为一炉煤、几根柴火反复奔波。那口曾经冒烟、漏气、需要半小时添煤的炉子，也留在了西安那段并不轻松的晚年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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