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苏文：如何报道底层女性 | 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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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黄晴 吴非函

编辑：黄炜彤

苑苏文

资深媒体人，曾先后任职于财新传媒、中国经营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真实故事计划Pro，深耕时政、法治、社会新闻采写，擅长突发调查与深度解释性报道。2013年起涉足性别议题报道，2016年底加入财新后，完成了一系列案件类调查报道，其中包含多起性别相关刑事案件。现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攻读博士，以性别研究框架开展新闻学研究。

代表作品：

《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

《夜场里的未成年女孩》

《一封性侵举报信背后的男孩们》

《祁东幼女性侵案中的共犯与猎物》

《临夏12岁女童性侵事件调查》

在公共事件的报道中，记者常常面对一个难题：越是处境复杂、资源匮乏的人，越难用外界熟悉的方式讲清自己的经历。

尤其在底层女性相关报道中，当事人的沉默、迟疑与言行摇摆，往往是长期弱势处境、创伤经验与公共语言共同作用的结果。

鲍毓明与李星星（化名）多年的畸形纠葛，于2020年经由媒体报道闯入公共视野。李星星在缺乏庇护的成长环境下，被迫依附于鲍毓明，并于2015年在未办理合法收养手续的情况下，成为其名义上的“养女”。

在长期相处里，鲍毓明同时以“父亲”与“恋人”的身份捆绑这段关系，李星星长期遭受性侵与精神操控，身心留下严重创伤。她曾数次报警求救、向外求助，却始终无法彻底挣脱这段捆绑关系。

事件发酵初期，媒体与公众倾向于将李星星塑造为“纯白”的未成年受害者。随着官方调查逐步落地，家庭监护缺位、刻意虚报年龄、双方缠绕多年的复杂相处细节相继浮出水面。李星星反复求助又反复回流、深陷畸形关系的矛盾表现，也引发舆论争议。案件就此褪去单一的悲情外壳，现实的隐秘底色随之显现。

本期媒笔记围绕苑苏文“记者如何面对他者、如何报道底层女性”的分享展开，以鲍毓明案的复盘为入口，讨论底层女性为何常常“找不到语言”，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失语，又如何在报道中重新被看见。

以下是苑苏文的讲述：

先给大家讲一段《武林外传》里的桥段：杀手姬无命上门追杀吕秀才，吕秀才不会武功，只能靠着一连串问话拖住对方。

秀才先开口：“杀我可以，但得说清楚，我是死在谁手里。”

姬无命说：“自然是我。”

秀才接着问：“‘我’是谁？”见对方答不上来，他又说，“姬无命只是个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任何人都能叫这个称呼，要是拿掉这个代号，你又是什么人？”

一番追问下来，姬无命思绪越来越乱，秀才最后又抛出一句：“是谁杀了我，我又杀了谁？”

姬无命绕在里面理不出头绪，脱口说出“是我杀了我”，之后情绪彻底失控自尽，秀才也得以脱身。

虽然故事听起来有点荒谬，但其中涉及的自我与他者（self and the other），是西方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所谓自我，人对自身的认知只是一种主观体验，是自身向外投射在他者身上形成的结果。而所谓他者，人对外界产生的全部感知，本质也建立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之上。

记者本质上是为他者写作，要放下自我，倾听、呈现他人的故事。就像李星星案，整个事件无法轻易下定论，记者需要倾听多方的声音。

在我发稿前，报道大多采信受害者单方叙事，呈现暴力、精神控制、求助无门的创伤处境，大众的态度也呈现鲜明的一边倒——声讨、制裁鲍毓明，为李星星发声，但在单向的情绪渲染之下，一套固化的“完美受害者”想象逐渐成型。当官方通报李星星谎报年龄，网络对立情绪爆发，舆论转向咒骂受害者，认为她是“骗子”，甚至出现了同情施暴者的声音。

这场舆论反转恰好能用来解释“何为他者”。当我们以为自己在理解、共情他人时，本质上仍然带着自身的局限、固有的视角和被规训的认知。李星星在年龄问题上说谎，打破了大众对“完美受害者”的固有期望，换句话说，真实的她，不符合大众想象中受害者“该有”的样子。

在选择相信一件事之前，我们需借助可核验的标准拆分观点、证据与推导逻辑，排查其中的漏洞与主观偏向，以此判断信息是否可信。面对极易牵动情绪的极端公共事件，保持理性判断更加重要。对此，我总结了六个步骤：

第一步，理清核心主张。先分辨一段内容的核心指向：它是可验证的客观事实，是基于事实的解释，还是带立场的价值判断？有没有刻意隐瞒关键信息？

我当时见过一则媒体标题：“震惊！一名四十岁的200斤男子持续多年性侵13岁不足70斤的幼女”。标题依靠体型、年龄的巨大反差预先引导读者情绪，刻意隐瞒关键背景，包括二人的实际关系。

后续采访鲍毓明时，我了解到，他作为单身男性，身份并不满足法定收养要求，也就是说，双方没有办理过合法收养手续，法律层面并不存在真实的收养关系，两人只是长期以“养父女”和“恋人”的名义相处。

彼时外界也浮现质疑的声音，疑惑当事人为何多年没有反抗。事实上，李星星曾多次报警求助，她是想挣脱这种处境的，只是真实年龄存疑，加之缺乏受胁迫的有效证据，前期数次求助均未成功立案。2019年4月案件短暂立案后又被撤销，直至同年10月递交新的证据线索，才得以重新立案侦查。

第二步，找证据。需要明确支撑观点的核心材料是什么？来源是否可靠、可验证？有没有被忽略的反证，或是对立一方的叙事与举证？

当时有一张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上身赤裸的鲍毓明站在床边撕扯双面胶，桌面摆放着孩童的手工作品，图注为“鲍某明欲把胶带粘在李星星身上”。但这一解读没有任何可验证的证据支撑，唯一依据只有李星星的单方呈词。而在当时的全网舆论中，几乎看不到鲍毓明一方的陈述与举证。

当受害者声称遭遇性侵时，我往往会选择同步采访她指控的施暴者。施暴者必然会为自身行为辩解、规避罪责，但在辩解、复盘的过程中，往往会无意识默认细节，从而暴露一些关键的客观事实。

第三步，检查推理逻辑。现有证据能不能支撑结论？推理过程有没有跳步？是否有把相关关系直接等同于因果关系？会不会被预设情绪带偏判断？

以前文的双面胶图片为例，仅凭画面中的窄款双面胶，真的能实现捆绑控制的效果吗？这些证据真的能支撑“准备实施性侵”的结论吗？舆论的解读存在明显的逻辑跳跃与主观脑补。

后续采访中，鲍毓明曾向我提供聊天记录，试图证明“李星星很爱他”。单看时间线和聊天内容，两人长期通过QQ保持联系，互动时用词亲密，但不能就此跳步得出“两人是自愿恋爱，不存在侵害”的结论，因为不能排除这段关系处于胁迫与精神控制之中的可能性。

第四步，识别隐性假设与各方立场。所有公共判断，都建立在未言明的隐性前提之上。这一步需要拆解各方立场、利益诉求，看清主导舆论的潜在社会规训。

结合本案，我们可以拆解事件里的各方看待李星星的立场，以及各自的利益诉求：

李星星的家人：李星星原本成绩优异，考上镇上重点高中，高一尚未成年，却被父母带离家乡、迁居南京，同期篡改户籍年龄，一步步将她推向畸形关系。本该履行未成年监护职责的父母，在事件中缺位、隐身，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根源。

社交媒体博主与KOL：为博取更大关注，套用性侵受害者的固定叙事模板，简化复杂事实，加剧情绪传播。

普通网民：出于朴素的正义诉求，渴望满足自身道德期待，将李星星塑造成理想化形象，强加过多期待，使李星星不再有真诚表达的自由。

新闻媒体：急于披露现有信息、追赶热点，缺乏对底层女性创伤处境的理解，忽略个体面对的复杂现实。

鲍毓明：他愿意受访的核心诉求是争取舆论支持，减轻自身罪责。他将李星星视作亲密关系里的附属消费品，持续扭曲、打压对方认知，实施精神与情感控制，让李星星对他产生强烈依赖、最终有口难言。采访的过程也让我深感不适。

第五步，考虑替代解释。主流叙事之外，针对同一现象，还有哪些合理的解读？是否有被我们忽视的话语？哪一种解释更贴合现有证据？

众口铄金的力量非常强大。个人在表达观点时，如果感觉自己属于少数派，往往会因害怕孤立而选择沉默，将真实的自我掩埋。一方的沉默会让另一方显得更强势，又迫使更多人沉默，形成优势意见不断放大、劣势意见逐渐消失的螺旋过程，这就是德国学者诺尔-诺依曼提出的传播学概念“沉默的螺旋”。

第六步，审慎下结论，保持认知可修正。在现有证据范围内给出最合理的阶段性结论，同时主动标注不确定性，预留新证据出现后的修正空间，规避绝对化、非黑即白的判断。

官方通报发布前，仅凭网络公开信息，我们可以确定：李星星遭受过性侵害，并因此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长期缺乏安全感。同时，李星星与鲍毓明的相处模式，比单一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关系更加复杂。通报出来后我们得知，二人交往时李星星已年满十八，这起案件在法律层面，无法定性为强奸案。

日常接收公共信息时，可以用几组反问自检：这个信息点是真实的吗？对应的证据是什么？我是否把“我希望如此”当成了“事实如此”？假如事实完全相反，会看到什么？

在复盘鲍毓明案时，我想反复强调，李星星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说不清”，而是她很难用现有制度认可的方式，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她面对的难题，不只来自个体表达能力局限，也来自一整套社会语言的筛选。

我在很多底层女性的讲述中都能看到类似困境。她们的遭遇、情绪、创伤是真实的，但这些混乱、矛盾、摇摆的生命体验，不符合社会既定的可信叙事规范。

大众认知里，可信的受害者，必须足够纯粹、足够无辜、言行统一、逻辑清晰，需要持续处于被动受害、清醒求助的状态。她的叙述要能经得起法律语言、媒体语言、援助话语与公众情绪的共同审查。一旦当事人出现迟疑、修饰、反复、矛盾，外界很快会把这些复杂处境简化成“说谎”。

这就是社会规训下的可理解性困境：当一个人的言行符合既定规范时，才容易被主流社会承认为“可信的人”。在性别公共议题中，这套标准叠加了父权结构、司法理性与舆论情绪。

李星星出身弱势家庭，父母监护缺位，社会资源不足。卷入与成年高知男性的不对等关系后，她可能同时承受着恐惧、羞耻、痛苦、依赖、自我否定，可是这些经验很难直接进入主流叙事。法律看重实证，媒体需要故事，舆论更期待立场鲜明的人设。她如果无法按这些规则说话，就会被认为“不可信”；她如果努力学习这些规则，又可能在模仿中失去自己的声音。

骑虎难下的身份表演

底层女性缺少一套能够承接自身经验的知识网络。她知道自己不舒服，也反复报警、求助、讲述，但她未必能把这种直觉上的“不对劲”，转化成外界认可的控诉。她可能会借用援助者的、媒体的、法律的话语来描述自己，却也会因此被反过来审视：你为什么这样说？你为什么前后不一致？你是不是在表演？

不要急着用“说谎”给受害者定性。很多弱势者的表达会带有修饰性，因为她们在讲述时已经预感到自己会被怀疑。对她们而言，语言是求助、抵抗、自保的工具。

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鲍毓明作为掌握法律知识、社会资源的成年男性，更熟悉制度能够接纳的语言。他知道怎样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感情”，也知道哪些聊天记录会在司法和舆论中显得对自己有利。

相比之下，李星星即使处在受伤位置，也很难在同一套语言体系中取得平等谈判的资格。她必须进入对方熟悉的规则，才可能让自己的痛苦被看见，可一旦进入这套规则，她又很容易被这套规则解构、质疑。

这也是我对“让受害者全权自我讲述”保持警惕的原因。看似把发声权交给当事人，实际上可能把责任重新推回弱者身上，让其在舞台中央独自承受审判。

记者面对底层女性时，不能只把对方当作素材来源或是苦难故事的载体。如果只带着取证、成稿和追求传播效果的目的进入现场，就很容易把采访对象再度推入被审视的位置。这也正是做深度报道真正困难的地方：我们要用自己的时间、知识和判断力，陪伴对方把混乱经验慢慢整理出来。

这种工作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如果有机会重新采访李星星，我不会急着发稿，我会把精力投入到理解她的生活中。

深度采访不是聊几个小时，再把对方说的话照搬出来。不少受害者长期遭遇暴力、家庭监护缺失与制度性忽视，她们未必能一次性讲清楚所有事实。

李星星只能表演李星星

对此，记者需要付出足够的智力劳动，在反复接触中与其建立信任，核对事实，理解对方的创伤反应，也帮助其意识到，部分痛苦并非自身的过错，从而消解内化的自我否定，搭建能够完整表达自身痛苦的话语。这里的“帮助”并不等于操控。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立场、议程和情绪强加给采访对象，更不能为了制造传播效果而驱使对方“表演”痛苦。

我认为，报道底层女性还要求记者警惕“完美受害者”框架。公众常常期待受害者稳定、纯粹、无瑕疵，可真实的人并不会按照这种期待存在。她可能有矛盾，有自我保护，有误解，也有在创伤中形成的激烈表达。记者的任务不是替公众筛选一个更值得同情的人，而是把她所处的关系和结构写清楚。她为何迟迟无法离开？为什么反复求助？为何会在不同场合说出不同版本的故事？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品格，还要回到家庭、教育、性别、司法、媒体和社交平台共同构成的处境中理解。

在具体写作中，我不主张一味把笔压在受害者身上。过去很多性别暴力报道，习惯细致描摹受害者的身体、生活、情绪和隐私，却把加害者写得模糊，把制度环境写得抽象。比起聚焦受害者，我更想从鲍毓明身上取得确认，观察他如何用法律语言、截图证据和“感情关系”的说法为自己辩解。

报道可以更细致地呈现权力如何运作，呈现掌握资源的人如何组织语言，呈现制度缝隙如何被利用。当加害者的行动逻辑和结构条件被写清楚，受害者才不必独自承担全部叙事压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留意“事实核查”与“理解处境”的关系。理解受害者，并不意味着放弃核实；坚持事实，也不意味着把冷冰冰的证据当作唯一尺度。报道者需要区分核心事实、创伤表达与舆论表演。对于司法能够判断的部分，要尽可能核实；对于无法被证据完全覆盖的身体感受、恐惧和依赖，也应当谨慎呈现其处境意义，让读者看到，为何援助者的善意时常存在局限，为何制度能够听懂的声音总是有限。

面对社交媒体环境，记者需要避免加入极化语言的“合唱”。很多公共事件一旦进入平台传播，很快会变成两方对骂、情绪动员和人设竞争。深度报道不能只是替某一方喊话，也不能沦为仇恨语言的扩音器。更稳妥的路径，是回到具体事实、具体生活和具体结构，讲清楚人物一步步陷入困境的缘由，写出制度、家庭、平台与舆论怎样共同影响她的命运。

这样的报道很难给出标准答案，它更像一种持续的实践。记者面对他者，最重要的并不是宣称自己“站在弱者一边”，而是承认自身同样身处权力关系之中。

我反复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也强调知识应当先用于反省自己。越是掌握专业语言，越要警惕专业语言变成遮蔽他人经验的工具。 我们产出报道的意义，是借助文字打破规训带来的束缚，但不能把自身的表达自由凌驾于受害者的生存处境之上，时刻保持自省。

系列统筹 | 甘煜敏 代 婷

编辑 | 黄炜彤

编委 | 潘奕忻 王姝文

值班编辑 | 朱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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