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着人皮的禽兽

乾隆初年的江南，水网密布，舟楫往来如织。太湖浩渺，波光万顷，寻常百姓在这一带捕鱼、行商，往来谋生，谁也不会对一艘不起眼的“冒头小艇”多加留意。然而，正是这些穿梭于水巷之间的小船，成了富子文一伙人贩子的隐秘舞台。

浙江乌程县人富子文，与其妻富沈氏、其子富大，纠结了陈大、俞九龄、鲍二、谢世荣、富大金等人，组成一个带有邪教性质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

每年五月初五，他们便驾着小艇，驶向远方，伺机拐骗幼孩，然后带到太湖“杀之，以祭邪神”。祭祀过后，食其肉，煅其骨，制成丹丸。此种行为，残忍，无人性，令人发指，却又不可理喻。

富子文一伙行迹遍及江浙。乾隆五年（1740），富子文偕陈大、俞九龄、富大金，拐得幼孩赴太湖，杀以祭邪神，共食其肉，以骨煅炼为丸进行售卖。他们声称这种丹丸“可架大刑，可去私胎，可治劳瘵”，获利甚厚。

所谓“可架大刑”，是说吃了可以熬住官府的刑讯逼供；“可去私胎”，则是卖给那些需要堕胎的尼姑和妇人。据供述，他们曾将孩骨丸卖给“濮院之尼，乍浦之妇，以去私孕”。

中国历史上拐卖案并不罕见，但富子文团伙的残忍程度，已经刷新了这一犯罪行径的底线。清代《成案续编》《乌程县志》《续客窗闲话》等文献，留下了关于该团伙犯案的令人不忍卒读的记载。

乾隆五年（1740）六月，在平湖戏场，他们用符水迷拐李瑞臣之子。

乾隆七年（1742）四月，在苏州齐门外，他们迷得一名无名幼童，船行至吴江北栅，嫌孩子哭叫太吵，“恶其叫号，杀而食之，并粉其骨”。

乾隆九年（1744）七月，富子文在朱泾地方捞获死孩，“炼炙合丸”。

最疯狂的犯案，发生在乾隆十年（1745）。

三月二十九日，富大与陈大摇船至江南娄县陆家浜，诱拐了九岁女童卜三姑。陈大缚其双足，富大用剪刀剪去孩子的脚趾。在孩子的惨叫声中，他们将烈火烧红的铁针插入孩子的脚掌，孩子登时昏死过去。随后，富沈氏早已煮好石灰水，将孩子的双脚浸泡其中，“令肿烂，作为废疾”。一个九岁的女童，就这样在清醒与昏迷的交替中，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永远沦为残疾。

四月初一，在南浔，他们又迷拐了一个幼孩，“当即格毙，食肉炼骨”。

五月十三日，他们见到幼童蒋二在地里割草，便上前诱骗。蒋二不从，陈大与富大便强行将其拉下船。处置的方式与卜三姑如出一辙——以火煅铁针插入足踝，“以断其筋”。随后，他们取来致盲的毒药，逼卜三姑和蒋二一同饮下。两个孩子“即成瞽废”，被转卖给丐船，从此以行乞为生。

▲富子文案部分诱拐记录。图源：成案续编

富子文一伙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迷拐男女幼童不计其数”。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筛选”逻辑：相貌俊秀的，卖往远方；相貌平庸又不甚聪明的，“杀食其肉，炙骨为丸”。此外，他们还曾花钱向接生婆购买死婴，或在河沟中捞获死孩，一并煅炙合丸。

孩子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可供分类处理、分别变现的“材料”。

这伙人之所以能够长期逍遥法外，除了作案手段隐蔽、行踪不定之外，还因为他们以行医算命为掩护。他们出入市井，假托医卜之名，寻常百姓哪里会想到，这些“先生”竟是食人饮血的恶魔。

在该团伙疯狂犯案的乾隆十年，终于引起嘉善县令陈以刚的注意。陈以刚经过逐步侦查，破获此案，“供证凿凿”。

审讯之时，真相大白于天下，堂下的士绅百姓群情激愤。据记载，听审时“衿民公忿，将富大共殴至死”。愤怒的人群冲上堂来，将富大推倒在地一顿暴揍。县令惊堂木拍烂了也无济于事，只好让衙役用水火棍驱散人群。再看富大，已被打成一团肉泥。

团伙头目富子文则在监狱中惊惧病死。

《清高宗实录》载，浙江巡抚常安奏报：“除富大先经殴毙，富子文、毛可奇续报病故外，余犯按律究治。臣不敢草率完结，亦不敢稍有瞻徇。”乾隆帝阅后批道：“虽云未草率，然使重犯未正典刑，而先毙者三人，可云不疏忽乎？”字里行间，透出这位皇帝对这伙人贩子未能被明正典刑的不满。

事后，陈以刚还因此被参劾，罚俸一年，理由是：“富大系拐杀重犯，该县于拏获之时，理应严加管束，穷究伙党，乃该县失于防范，以致被众殴毙，殊属不合。”

▲主犯富大被众人殴毙。图源：成案续编

虽然富子文父子已死，官府并未就此罢休。依照《大清律例》中“采生折割”之律，对已死的首犯仍施以“锉尸枭示”。其余从犯依律斩决。

阅读当时的文献可以发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均对于首恶未能活着受凌迟之刑，感到可惜。

▲乾隆帝画像。图源：网络

富子文案中提及的“采生折割”，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罪名。

所谓“采生折割”，是指采取活人的耳目脏腑之类而折割其肢体，以行妖术惑人。《大明律》《大清律例》均明确规定：“凡采生折割人者，凌迟处死，财产断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虽不知情，并流二千里安置；为从者斩。”

律文还特别解释道：“此与支解事同，但支解者止欲杀其人而已，此则杀人而为妖术以惑人，故又特重之。”

可见，立法者清醒地认识到，采生折割不仅剥夺生命，更是在以妖术挑战整个社会的伦理根基，因此刑罚比普通的杀人、支（肢）解更为严苛。

▲采生折割罪名的法律条文。图源：大清律例

这一罪名始见于元律，明清两代沿袭。然而，法律的严酷并不能完全遏制此类罪行。富子文一伙之所以铤而走险，除了拐卖本身的利益之外，孩骨丸带来的丰厚利润才是驱使他们不断作恶的根本动力。

富子文案并非孤例。清代笔记与实录中，类似的骇人案件层出不穷，折射出那个时代拐卖人口犯罪的猖獗与残酷。

嘉庆年间的张良璧案，是另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据《清仁宗实录》载，徽州歙县人张良璧“舐吸婴女精髓，前后共十六人，致毙女孩十一人，成废一人，实属穷凶极恶，人形兽性”。此人自嘉庆元年（1796）九月开始作案，历时十六年之久。他以银管深入女童体内吸取精髓，致其数日后毙命。嘉庆帝闻讯震怒，特旨严办。

时任安徽巡抚钱楷于是“比照采生折割人凌迟处死律量减”，将张良璧判了个“斩决”。嘉庆帝知道后大为不满，长篇批示道：

“钱楷……庇护人妖，是何意见？试思杀死一家非死罪二人，即应斩决，三人以上，即应凌迟处死。该犯残毙婴孩十余命，岂斩决所能蔽辜？张良璧一犯，著即凌迟处死。该犯年已七旬，设因病致毙，或畏罪自戕，岂不幸逃显戮？著由四百里传谕钱楷，接奉此旨，即先将该犯凌迟正法示众，传齐十六家亲丁环视，以快人心而抒众愤。所有张良璧家产，并著抄没，传集被害之十六家亲属，当官分给，仍将情形具奏。钱楷错拟罪名，著交部察议。知府成履恒、知县曾佩莲均著革职，交该抚将有无受贿故纵等情，严行审讯……”

皇帝的双重意思很明显，第一，张良璧“人形兽性”，就是披着人皮的禽兽，此等畜牲年纪大了，赶紧凌迟示众，免得他突然病死，便宜了他；第二，此人作案长达十六年，属地官员竟无察觉，一定要革职严办，至于钱楷，给此畜牲的罪名定轻了，也要处理。

▲钱楷因轻判张良璧案被降级。图源：满汉大臣列传

乾隆十一年之后，官府虽破获了富子文团伙，但据供述，江浙间“冒头船只一百七十余号之多”，最终仅破获十分之一。此后仍有黄殿侯诱拐八岁幼童孙大宝出卖，顾景文“活煮徐姓弥月之孩为药”，蒋运生迷拐幼童“刀截其足以行丐”等案相继发生。一个庞大的地下拐卖网络依然在暗处运作，“流毒尚未已也”。

吴炽昌在《续客窗闲话》中写道：“凡为父母者，顾复为难……彼富贵之家，出入相随，尚恃婢仆。中人以下，其父或顾经营，或勤读书，保抱提携惟仗一母。有子数人，往往顾此失彼，是以拐带之害兴也。”寥寥数语，道出了拐带之害所以盛行的社会根源——普通百姓忙于生计，自顾不暇，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

富子文案令人发指的罪行，让我们窥见了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底层的生态。

在那个被称为“康乾盛世”的时代，太湖的波光之下，水巷的暗影之中，正上演着人性最黑暗的剧目。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犯罪团伙，能够长期逍遥法外，靠的是迷药、小船和沿岸百姓的疏于防范；他们能够将孩骨丹公然出售给尼庵、妇人之手，说明这种邪恶的“产业”竟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

正如吴炽昌所感叹的那样，此类毫无人性的行径“乱世有之，不意光天化日之下，亦有以人为粮，以骨为丸者”！乱世之中出现食人之事尚可理解，谁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也有如此妖孽横行。

这话里，既有对富子文一伙的切齿痛恨，也有对“盛世”之下暗流涌动的深深忧虑。

康乾时代，人口激增，土地兼并加剧，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涌入市镇、走上船头，谋生的压力碾碎了传统乡村的互助网络。政府的力量止于县衙，保甲制度在流动人口面前形同虚设，而法律对“采生折割”的严苛规定，恰恰反衬出日常监管的极度松弛。

只有当罪行积累到骇人听闻、民愤沸腾之时，官府才会重拳出击，然后奏报“业经正法”，然后一切照旧。

太湖的波光，终究照不见水底的暗黑。

参考文献：

《清高宗实录》

《清仁宗实录》

(清)同德、李治运辑：《成案续编》，乾隆二十年

(清)潘玉璇主修：《乌程县志》，光绪七年

(清)吴炽昌：《客窗闲话·续客窗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