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李大钊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共党史资料》《李大钊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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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上午11时，北京东交民巷的晨雾还未完全散去。
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突然出现在各个路口，全副武装，胸前系着红绳为标记。
紧接着，这些军警冲向了一个特殊的地方——按照《辛丑条约》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本不得入内的苏联大使馆区域。
京师警察厅督察长吴郁文手里攥着一张详细的地图，上面标注着每一个房间的具体方位，每一个目标人物的藏身之处。
军警们没有在偌大的使馆区四处搜索，而是径直冲向西院旧俄国兵营的几间特定房屋，目标明确得令人心惊。
当房门被踹开的瞬间，正在伏案工作的李大钊缓缓抬起头。
透过眼镜片，他看到那些荷枪实弹的军警，还有被绳索捆绑、被迫前来指认的阎振山。
一个身材粗壮、满脸横肉的便衣侦探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
阎振山只是摇了摇头。
那个胖侦探狡猾地一笑："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
这位在北京大学讲台上传播新思想的教授，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这位把全部心血都献给革命事业的理想主义者，心中已然明白——这不是偶然的突袭，而是有人精准地出卖了他们的藏身之地......
【一】风云突变的北京城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北京，自任陆海军大元帅，成立了安国军政府。
这位从绿林出身的东北王，对革命力量的仇恨近乎本能。
他的部下李景林甚至公然宣称："不问匪不匪，只问赤不赤。"
白色恐怖迅速笼罩京城。
4月24日，《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宣传赤化，毒害社会，贻误青年"的罪名被杀害。
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也惨遭毒手。
张作霖下令逮捕《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民主晚报》的成济安，整个北京的进步报刊要么被查封，要么噤若寒蝉。
李大钊的处境变得极其危险。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同时又担任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名字早就列在了张作霖的通缉名单最顶端。
奉系军阀开出高额悬赏，密令特务机关不惜一切代价抓捕这位"赤色教授"。
李大钊在北京经营多年，影响力实在太大。
他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来，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20年10月，他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重要推动者。
无数进步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转而寻求革命真理。
同志们都劝他尽快离开。
1926年9月，中共中央来信要求李大钊等人去武汉创建武汉区委，南方的形势相对安全，广州那边还有国共合作的基础。
保存革命的骨干力量，比什么都重要。
李大钊却摇了摇头，神情坚毅："我在北京这么多年，建立起来的组织网络，培养出来的革命力量，不能说丢就丢。走了我一个，北方的革命工作起码要倒退好几年。"
这话不是推脱之词。
李大钊在北京深耕多年，他与工人运动的领袖、进步学生团体、开明知识分子都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他正在策应北伐，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组织北方的工农运动。
1926年，他甚至成功策动张作霖手下大将郭松龄反叛，差点让张作霖陷入绝境。
张作霖自然不会放过他。
军阀们派出大批特务化装成车夫、小商贩，天天在李大钊可能出没的地方窥视。
凡是可疑的人，都有特务盯梢。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李大钊在队伍前列，头部和双手负伤，却依然镇定地指挥群众撤退。
事后，段祺瑞政府发布通缉令，称李大钊等人"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形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
李大钊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准入内，这里相对安全一些。
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就是躲进了使馆区，大清密探只能眼睁睁看着，不敢越雷池一步。
【二】固若金汤的藏身之地
东交民巷，这个因《辛丑条约》而设立的使馆区，在当时的北京就像一个独立王国。
各国大使馆集中在这里，每个使馆都有自己的保卫部队，中国军队绝对不允许进出这一地区。
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是一片相对独立的建筑群。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带领部分同志和家人搬进了这里。
表面上看，这里确实固若金汤——有《辛丑条约》的保护，有苏联使馆的外交豁免权，还有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掩护。
李大钊并没有在这里享受安逸。
他依然保持着惊人的工作强度，起草文件、印刷宣传品、联络各地同志、指导工人运动。
兵营里经常有进步青年来往，有工会干部前来汇报，有地下交通员进出送信。
这种频繁的人员来往，很快引起了临近的日本、法国大使馆的注意。
他们将情况通报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立即安排密探详加盘查，在使馆区周围布下天罗地网。
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阎振山，就是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下被特务秘密逮捕的。
厨师张全印外出买菜，也被特务抓去。
两人都受到了严刑拷打，但他们没有屈服，没有出卖李大钊的具体藏身之处。
真正的危险，来自李大钊最信任的人。
1926年9月的一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的命令，让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共产党的案子。
侦缉二队队长王景有和四队队长杨恩华带人赶到，看见警察正在审问拷打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时被抓捕的人。
经过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此人招供自己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李大钊领导下负责北京市委宣传工作。
这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将李大钊的藏身之处和盘托出。
他供出李大钊就躲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内，从事革命活动。
吴郁文、陈兴亚大喜过望，马上向张作霖报告。
李大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培养的学生，竟然会在关键时刻背叛革命，出卖恩师。
【三】步步紧逼的罗网
掌握了李大钊的确切藏身之处后，张作霖并没有立即动手。
他深知，苏联使馆享有外交豁免权，贸然闯入可能引发国际纠纷。
他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需要获得列强的默许。
1927年3月，南方爆发了"南京事件"，北伐军攻克南京期间，英美等国侨民被袭击，酿成外交风波。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用国共合作在中国扩充影响力的现象进一步不满。
张作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
他派遣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为特使，前去与列强驻华公使团达成协议，理由是"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
外交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于1927年4月4日召开秘密会议。
列强公使们以苏联已经退出《辛丑条约》为理由，认为苏联使馆已不再享有领事保护权利，同意了北洋政府的请求。
欧登科甚至明确表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
一切准备就绪。
1927年4月5日，曾经担任过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熊希龄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为女儿举办婚礼，时为国民党员的杨度也应邀赴宴。
席间，汪大燮附在杨度耳边说："张大帅就要对共产党开刀了!"
杨度大惊，中途退席，回家看到来客中有胡鄂公，便偷偷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要他赶快转告李大钊。
杨度又让长子杨公庶快去找章士钊，要章士钊速告李大钊离开。
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还立即去了东交民巷，以给儿子办签证为由进入苏联使馆，劝李大钊速去天津日租界的章宅躲避。
消息都送到了，李大钊却依然选择留下来。
他太了解北方的局势了，他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太重，北方的革命工作不能群龙无首。
4月6日是清明节。
上午10时30分，北京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许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人。
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奔东交民巷。
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被捕，还抓走了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
同时被捕的还有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军警搜走了7卡车文件档案，共463个卷宗、3000多份文件。
当李大钊被押上汽车的时候，他的儿子李葆华因外出办事而幸免于难。
第二天，沈尹默找到李葆华，把他送到哥哥沈士远家躲避，后来又请周作人把李葆华藏在家中保护起来，最终化名杨震送到日本留学。
李大钊被捕的消息震惊全国。
谁也没有想到，张作霖竟然敢不顾国际法，强行闯入使馆区抓人。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抓捕如此精准，仿佛敌人早就知道每一个人的藏身之处。
真相，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复杂。
【四】背叛者的面目
李大钊被捕后，社会各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
1927年4月9日和12日，北京国立、私立34所大学校长分两次开会讨论营救李大钊，并展开营救行动。
4月10日，北京国立九校校长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北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递交意见书，要求"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
章士钊直接找到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张作霖："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
曾在北洋法政学堂任教的范熙壬，与李大钊亦师亦友，连续两次探访杨宇霆未果，于4月9日夜给杨宇霆写了《致杨邻葛督军书》，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不要"同胞相残"。
杨度更是倾尽全力营救。他面见张作霖，提出应将李大钊一案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不应动用军事法庭。
为了筹集营救经费，杨度断然以4500大洋的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住所——"悦庐"公馆。
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营救，组织了劫狱队。
苏联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召回驻京代办，断绝外交关系。
张作霖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他分别发电给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阎锡山等征询意见。
张学良回电说："李大钊是个有用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死。"
而张宗昌却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就在各方为营救李大钊奔走的时候，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会在多年后被爆出，震惊所有人......
1951年，公安部门在整理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的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份尘封多年的审讯记录。
档案显示，早在1927年李渤海叛变之前三年，就已经有人出卖过李大钊，而那个人的身份，让所有看到档案的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