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正为红军前途发愁，一个俘虏主动站出来，后来成了开国中将

1930年冬，赣南的雪下得很慢，像怕惊着谁似的。龙冈大山里，红一方面军总部临时借了栋土屋。屋里没火盆，毛主席披着件旧棉袄，膝盖上摊着张地图，铅笔头都咬秃了。朱德总司令坐在门槛上，手里转着竹烟杆，半天没点着火。

在外面押送俘虏的哨声一阵接着一阵地响。这一次打仗打得十分漂亮——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有九千多人，全部都被困在了龙冈沟里面。可是毛主席却高兴不起来。

他用手捏着铅笔敲击地图说道：“老朱，你计算一下，这一仗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是依靠老乡来带路，依靠山顶的雾气很大，依靠战士们拼命作战。那么下一仗又该怎么办呢？蒋光头调来了十万的兵力，分成八路朝着这边压过来。

等到敌人换一种打法，各路用密电来对时间，我们连人家几点出发都不知道。”朱德“嚓”的一声划着了火柴，吸了一口烟说道：“是啊。我们倒不是缺少人员和枪支，而是缺少‘耳朵’和‘眼睛’。”
屋子里面安静了下来。毛主席把铅笔放在一旁，轻声地说了一句话：“红军要生存下去，不能仅仅依靠梭镖和大刀。必须要有一样东西——人在山的这一边，能够听见山的那一边敌人说的话。”

这句话他没有继续往下详细说明。因为在那个时候红军连半台完整的电台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有一个俘虏被押着路过，忽然停住了脚步，隔着门板大声喊了一嗓子：“长官！你们要是真的为这个事情发愁——我懂得电台方面的知识。你们不要把那台机器砸坏了，那东西修理一下还能够使用！”
哨兵呵斥他说：“闭嘴！俘虏不要胡乱说话！”屋子里面毛主席和朱德相互对视了一眼。朱德提高声音说道：“把他带进来。”
走进来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材又瘦又高，身上还穿着带有国军第十八师番号的棉军装，胸口的位置蹭上了泥土，眼镜的镜片裂开了一道缝。他立正站好，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很沉稳地说道：“报告，我叫吴人鉴，是第十八师的中尉报务员。

你们缴获的那台马可尼电台，发报机被弟兄们砸坏了，收报机还在。给我半个晚上的时间，我能够让它发出声音。”
毛主席盯着他看了好几秒钟，忽然笑了起来，说：“你作为一个俘虏，不怕我认为你是在耍花样吗？”
吴人鉴咽了一口唾沫，说：“害怕。可是你们进来的时候说‘愿意留下的人就留下，愿意走的人就发放路费’，我没有选择离开。我要是真的想糊弄你们，刚才就不会出声了。”
那一个夜晚，总部的人都没有睡觉。吴人鉴蹲在柴房的角落里面，拿着老乡补锅用的锡、破旧的电池、一段铜丝，一直鼓捣到鸡叫的时候。

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那台“半死不活”的收报机里面，居然传出了“嗞嗞”的电流声音，接着跳出了一串明码——是谭道源师部在询问张辉瓒军部“明天几时进行合围”。

毛主席披着棉袄站在他的身后，听完之后没有说话，伸出手和他握了握，说：“吴人鉴同志，你这一站出来，红军的耳朵，算是能够发挥作用了。”

没有哪个人能够知道，实际上这个年轻之人心里比毛主席还要慌张。他并非是“仅仅懂那么一点”。他是黄埔六期通信科之中的尖子人物，是在国军里比较少有的能够单独去值守十五瓦电台的这么一个人。

他站出来，并非完全是为了“投身革命”，有一小部分原因，是由于看见有几个红军战士拿着刺刀去捅那台收报机的时候，他心疼得胃部都抽搐起来了——那台机器是他用每月薪水攒钱购置零件改造而成的。

他害怕自己这一时的错误念头，在将来会被怀疑是特务。他也害怕，在这一辈子当中，再也没有机会去触摸电台了。
然而他还是留了下来。

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宁都小布镇的一座祠堂里面，亲自去接见了像吴人鉴这样主动留下来的技术人员。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脸上满是笑容地说：“欢迎你们成为红军的一员。

无线电还是一项新的技术，你们学习了这一门技术是非常有用的，也是十分难得的，现在你们加入了红军，就要把你们所掌握的技术用来为工人以及农民服务。”朱德也拍着自己的胸脯说：“你们先把电台使用起来。白军拥有的东西我们也会拥有；白军没有的，也会陆续给我们送过来。”
吴人鉴当场把名字改了，叫做王诤。用“诤”这个字来勉励自己——要讲真话并且坚定信仰，要为人刚直不偏袒。

红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队很快就在宁都小布组织建立起来了，王诤担任队长。在整个队伍当中，能够使用的设备仅仅只有那半部收报机，再加上后来在东韶战斗里缴获的一部完整电台，合起来可以算作“一部半”。

就依靠着这“一部半电台”，王诤带领着十几个从各个军当中挑选出来的青少年战士，在土楼里面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没有电键，就用木块和铁片自己动手制作；没有电码训练器，就用废旧的铜线缠绕。在四个月之后，红军的第一批报务员、机务员从这里走出去了。
真正使得王诤“半部电台起家”这句话传播开来的，是第二次反“围剿”。在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兵力朝着中央苏区压过来。王诤亲自坐到机器前，日夜守着那部只能够接收却不能够发送的有损坏的收报机。

在一天深夜的时候，耳机里面突然传出敌军的通话——敌师部说：“我们现在驻扎在富田，明早出发。”吉安留守处问：“你们要到哪里去？”对方回答说：“东固。”

王诤摘下耳机，迈开腿就朝着总部跑去。毛泽东和朱德在连夜的时候调整了部署，红军在东固设下埋伏，一下子就歼灭了公秉藩师。在事情过后毛泽东说：“这次战役，无线电队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从那个时候开始，“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了红军通信兵的代名词。
在这之后的事情，王诤自己很少去提及。但是党史记得十分清楚：在长征的路途上，他是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被编入军委直属纵队，在四渡赤水、渡过湘江等关键的时刻保障了中央红军的通信指挥。

在抗战的时期，他在延安创办了《通信战士》，毛泽东专门为其题写了“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解放战争的时期，他领导构建起覆盖各个解放区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创造了先决的条件。

建国后，王诤历任中央军委通信部部长、邮电部党组书记、通信兵部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后来评价他：“王诤同志是有功的，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78年8月13日，王诤在北京逝世。他生前极少跟人提起龙冈那个雪夜，也很少讲自己当年为什么留下来。

但有一个细节，他晚年对身边人说过：被俘那天，他看见几个红军小战士蹲在地上分红薯，其中一个把大半个塞给旁边瘸腿的老乡，自己只啃皮-2。他当时喉咙动了动，改了口。

那半部电台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木箱上的旋钮已经锈迹斑斑，变压器和线圈布满尘垢。

它早已不会响了。但七十多年前那个雪夜，从柴房角落里传出的第一声“嗞嗞”电流，穿透了龙冈的浓雾，也穿透了一支军队在黑暗中摸索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