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7月下旬，北京，康克清带着女儿朱敏来到叶剑英住处。朱德去世不久，康克清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她此行有一件必须完成的事：把朱德临终前反复交代的话，亲口告诉这位并肩战斗多年的老战友。
叶剑英请母女二人坐下，屋内的气氛十分沉重。他没有急着谈别的，只问了一句：“老总临走时，有什么交代？”
康克清慢慢讲起朱德住院期间的情形。朱德当时已经病重，身体十分虚弱，却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事情。他曾对身边人说，军队还有许多老同志，是靠得住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相信组织，依靠集体，把该做的工作做好。
这些话，康克清一字一句转述给叶剑英。叶剑英听完后没有立即回答，只是低头沉思。屋里很安静，收音机传出的声音断断续续，反而让这份沉默更加明显。
朱德没有留下长篇遗嘱，也没有安排个人身后之事。他牵挂的，始终是军队，是老同志，是革命事业能不能稳住。对于一个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这样的遗言并不复杂，却把他最看重的事情都说清楚了。
叶剑英与朱德的交情，早在半个世纪前便已开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阵营发生剧烈分化。叶剑英在江西吉安公开反蒋，随后参加南昌方面的反蒋军官集会。
会上，叶剑英谈到自己为什么反对蒋介石。他说，反蒋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枪口既然对准了革命者，就必须反击。话音刚落，一位身穿旧军装的军官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叶师长，讲得好！”
这位军官就是朱德。当时的朱德已经有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历，虽然两人此前没有正式见过面，却很快谈到了一起。朱德了解叶剑英的处境后，提醒他南昌局势复杂，不能久留；叶剑英也向朱德讲了自己的打算，请他分析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交往并非始终在同一地点、同一岗位上展开，却总能在关键处形成配合。1928年，朱德率部转战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叶剑英则赴苏联学习，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与军委机关和参谋工作的建设。
红军初创时期，司令部制度并不完善，作战指挥、情报传递、部队编组都需要逐步建立。叶剑英长于参谋和组织，朱德则有丰富的带兵经验。一个重在谋划，一个善于统率，两人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了互相补位的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剑英长期负责统一战线和军事联络工作，朱德则在敌后战场指挥八路军作战。1940年，朱德曾计划前往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谈判，途中因晋西北战事变化而返回。两人相隔千里，却通过诗作和书信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
朱德写下“群峰壁立太行山，天险黄河一望收”，叶剑英读后作诗相和。诗句不是闲情雅致，而是战局中的判断和立场。对他们而言，文字往来也是交换信息、表达态度的一种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身居高位，生活习惯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朱德的衣服经常缝了又补，保健医生顾英奇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朱德时，朱德贴身穿的丝绵衣裤已经破旧不堪。
康克清曾想给丈夫做件新衣服，朱德却认为旧衣服补一补还能穿。工作人员说实在无法再补，他还回答：“不能补，就把两件拼成一件。”这句话听起来朴素，背后却是他对物资来之不易的切身体会。
外出视察时，地方干部也见过朱德衣着简朴的一面。有人发现他的白衬衣背后打着补丁，心里很不是滋味。朱德并不把这当成值得解释的事情，在他看来，领导干部不能把生活待遇看得过重，更不能因为地位变化就脱离群众。
叶剑英的作风同样严谨。他晚年仍重视群众来信，认为信访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渠道，也能了解干部、掌握社会情况。1973年，山西一名长期未能入党的工作人员来信反映自己的历史问题，叶剑英经过核实后亲自写信说明情况，帮助有关方面正确处理。
周恩来逝世后，朱德受到很大打击。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90岁的朱德坚持前往医院告别。叶剑英见到他时，曾劝道：“老总要保重身体。”朱德回答：“恩来走了，我们更要多做工作。”
几个月后，朱德于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康克清把他最后的嘱托转告叶剑英，叶剑英久久不语，显然明白，这不仅是老总留给亲人的话，也是一个老战士对身后同志的信任。
那次谈话之后，康克清没有再追问叶剑英在想什么。她知道，朱德留下的意思已经传到。屋内的收音机仍在响，叶剑英坐在那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沉思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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