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手机屏幕亮起的时候，我正坐在自家五金店的柜台后面，看着门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发呆。屏幕上是一串没有备注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四川。
我按下接听键，将手机贴在耳边，没有说话。听筒里传来轻微的呼吸声，伴随着一丝隐约的电流音。大概过了五六秒钟，那边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陈斌，是我。”
只是这四个字，就让我拿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即便隔了三年，即便她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前沙哑了一些，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她。那段被我刻意封存在记忆深处的日子，像决堤的洪水一样，瞬间冲破了时间的闸门。
“嗯，我听出来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喉咙却像塞了一团棉花。
我和李梅，曾经在广东东莞的一个工业区里，做了五年的“临时夫妻”。
在那个机器轰鸣、人流如织的打工世界里，“临时夫妻”并不是一个新鲜词。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忍受着常年见不到伴侣和孩子的煎熬，在流水线的高压下讨生活。两个同样孤独、同样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为了分担房租，也为了在生病时能有一口热水喝，便顺理成章地搭伙过起了日子。
认识李梅那年，我三十二岁。因为前妻迷上了打牌，掏空了家底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拍拍屁股跟人跑了。我把五岁的女儿留在河南老家交给我妈带，自己一个人背着编织袋来了东莞。我进了一家电子厂，在注塑车间倒班，每天十二个小时，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李梅是包装车间的质检员。她不高，长得很普通，但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永远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干活很拼命，别人不愿意加的班她都抢着加。
我们一开始没什么交集，直到有一年冬天的晚上。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气温骤降，我下夜班在厂门口的面馆吃面，碰巧李梅也进来了。她浑身都湿透了，冻得嘴唇发紫，却只点了一碗最便宜的光头面。
我看着她缩在角落里，用筷子挑着碗里没有几根的面条，不知道怎么的，心里有些发酸。我去老板那里切了十块钱的猪头肉，端过去放在了她的桌子上。她抬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防备和惊愕。
“我不吃，你吃吧。”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我说了句“我请你的，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那盘猪头肉成了我们认识的开端，后来在厂里碰见，我们会互相点点头。慢慢地，我知道了她的事。她老公在建筑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命保住了，但高位截瘫，包工头跑了，没赔多少钱。家里还有个上小学的儿子，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她一个人身上。
那个时候，我们都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呼噜声、脚臭味，还有人半夜打电话的吵闹声，让人根本休息不好。我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李梅也因为长期睡眠不足，在车间晕倒过一次。
第二年春天，我在厂外的城中村找了一间单间。房间很小，只有十几平米，摆下一张床和一个布衣柜就转不开身了，但好歹是个属于自己的清净地方。
搬东西那天，李梅帮我拿了一些零碎的东西。看着那个狭小的房间，她犹豫了很久，最后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问我：“陈斌，咱俩……搭伙吧......我还可以给你做饭、洗衣服。”
我当时直接愣住了。看着她通红的脸和不安绞在一起的双手，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在那个环境下，孤男寡女合租一间房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那天晚上，李梅把她的行李搬了过来。我们用一块旧床单在房间拉了一道帘子。关灯后，听着一帘之隔传来的她的呼吸声，我一夜没睡。
那种相敬如宾的状态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生活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很多东西是无法用一张帘子隔开的。
真正让我们打破界限的，是我发了一次高烧。
那天我病得起不来床，浑身像火烧一样疼。最后是李梅背着我去村里的诊所打了点滴，又熬了白米粥，一口一口地喂我。我看着她额头上的汗水和眼神里的焦急，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被狠狠地撞了一下。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人这样照顾过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拉上那道帘子。她也没有。
我们像两只在寒冬里快要冻僵的刺猬，拔掉了身上的刺，紧紧地抱在一起取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