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22日，朝鲜半岛春寒未退，志愿军司令部下达行动命令，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此时，战线已从鸭绿江附近反复拉到三八线一带，双方都明白，这场较量不再只是争夺几座山头，而是在拼国力、拼补给，也拼指挥员对战场节奏的把握。
第五次战役并非突然发生。第四次战役后，联合国军逐步稳住阵脚，依靠空中优势和机械化部队不断北进。志愿军虽然在此前几次战役中取得战果，却也连续作战数月，部队疲劳、弹药不足、粮食供应紧张等问题，已经摆在了指挥层面前。
战役的作战设想，是集中兵力突破敌军防线，歼灭其部分部队，并将战线推向更有利的位置。参战部队包括志愿军第3兵团、第9兵团、第19兵团以及朝鲜人民军部分兵力，总兵力规模达到数十万人。
兵力不少，难处却更多。
当时志愿军的重炮、坦克和汽车数量远少于对手。部队进攻时可以依靠夜色和突然性接近敌阵，可一旦战线拉长，粮食、弹药和伤员转运就会变得异常困难。美军飞机昼夜搜索，铁路、公路、桥梁和粮站很容易遭到轰炸，前线官兵往往打到最后，只能计算手里的子弹还能撑多久。
彭德怀曾强调，不能把敌人逼得太急，更不能脱离后方条件盲目深入。可战场变化很快，志愿军一度突破联合国军防线，部分部队连续向南推进。这样的进展看似顺利，却也让部队逐渐离开了原有补给范围。
有意思的是，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已经研究过志愿军前几次战役的特点。他发现，志愿军通常依靠夜间突击形成突破，随后迅速穿插包围，但受制于运输能力，攻势持续时间往往有限。于是，他没有在正面硬拼，而是有意后撤，等待志愿军的攻势出现疲态。
“他们的粮弹还能支撑多久？”李奇微在判断战局时，盯住的正是这个问题。
这类战术后来被称为“磁性战术”。联合国军边打边退，把志愿军吸引到更深位置，等到志愿军补给线被拉长，再依靠飞机、火炮和汽车快速反击。对装备落后的志愿军来说，最危险的不是突破不了阵地，而是突破之后难以维持。
4月底，志愿军第一阶段进展较快，联合国军一度退到汉城以南地区。但到了5月中旬，第二阶段攻势开始后，战场形势迅速逆转。美军第八集团军集中装甲力量和炮火，在多个方向实施反击，志愿军一些部队因伤亡增加、弹药告急，难以继续保持进攻态势。
第19兵团所属部队在临津江一线作战十分激烈。江河、丘陵和公路都被炮火覆盖，部队渡河与展开受到严重阻碍。许多战士在夜间涉水前进，天亮后却遭遇敌机和炮火拦截。战斗打得很苦，撤退同样困难。
更严峻的情况出现在撤退途中。志愿军并不是简单地向后移动，而是在敌军追击下分批转移，既要保存部队，又要掩护伤员和后勤人员。一些建制被打散，通信中断，部队之间无法及时掌握彼此位置，局部失利因此可能迅速扩大。
铁原阻击战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1951年5月底至6月初，志愿军第63军等部队奉命坚守铁原地区，挡住联合国军向北推进的通道。阵地反复易手，部队伤亡很大，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使主力得以调整部署，避免战线被进一步撕开。
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损失，历史统计因口径不同存在差异。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志愿军伤亡约7.5万人，被俘约1.7万人。这里的伤亡包括阵亡、负伤和失踪等情况，被俘人员则另行统计。无论采用哪一种统计方式，这都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战役之一。
被俘人数之所以引起重视，不只是因为数字本身，更因为它暴露出部队在长距离进攻和撤退中的组织问题。部分官兵与建制失去联系，弹尽粮绝后被迫分散行动；有的伤员无法及时转运，只能留在阵地附近。装备差距在这一刻，变成了极其具体的生死考验。
第五次战役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彻底胜负。志愿军没有实现预定的歼敌目标，联合国军也没能把战线重新推回鸭绿江。经过这场消耗，双方都逐渐认识到，依靠一次大规模攻势结束战争已经十分困难，战线最终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1951年6月23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停战建议。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此后，战争从大规模机动作战转入阵地战阶段。第五次战役付出的那些伤亡，正是在这种战略转折中，留下了最沉重、也最难以忽略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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