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755年冬，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幽州起兵时，唐玄宗李隆基仍在长安。谁也没有想到，这支打着“忧国讨逆”旗号的军队，会在短短数月内席卷河北、河南，直逼关中，把盛极一时的帝国撕开一道大口子。
安禄山掌握范阳、平卢、河东三镇，麾下兵力雄厚，又长期负责北方边防。他熟悉唐军部署，也清楚朝廷内部的矛盾。更麻烦的是，唐玄宗晚年沉溺于宫廷享乐，宰相杨国忠与安禄山彼此猜忌，朝廷对边镇的真实情况缺乏判断。
叛军南下后，洛阳很快失守。唐军并非没有抵抗，封常清曾在洛阳、陕郡一带组织防守，高仙芝也率军退守潼关。但两人因战局失利，被宦官边令诚诬告，唐玄宗下令将其处死。
这场处置的影响远不止两位将领身亡。前线将士看到主将败退便获罪，军心顿时动摇。接替防守潼关的哥舒翰，原本主张据险固守，等待叛军疲惫，却被朝廷催促出关决战。潼关天险被迫变成主动出击的战场，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被部下绑送叛军，潼关随即失守。
潼关一破，长安便失去屏障。756年6月，唐玄宗仓促离开京城，西逃途中，队伍在马嵬驿停留。禁军将领陈玄礼等人发动兵变，先杀杨国忠，随后要求处置杨贵妃。杨贵妃最终死于马嵬驿，这不是单纯的宫廷悲剧，而是军队将责任归咎于外戚集团的一次政治性爆发。
唐玄宗继续入蜀，太子李亨却没有同行。756年7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父子二人分别控制不同的政治中心，表面上是皇位交接，实际上也是危急局势下重新组织抵抗力量。肃宗急需的，不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身份，更是能够真正作战的军队。
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成为平叛的骨干。郭子仪收拢朔方军，李光弼在太原坚守，河北、河东的抵抗使叛军无法彻底稳住后方。与此同时，睢阳守将张巡、许远苦守数月，牵制河南叛军。睢阳最终陷落，但这场防守拖慢了叛军南下，也保住了江淮漕运的重要通道。
叛军内部同样并不稳固。安禄山进入洛阳后称帝，建立“大燕”，但他性情暴躁，晚年又因眼疾和继承问题与身边人关系恶化。757年初，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和宦官李猪儿杀死。安庆绪继位后，史思明逐渐坐大，叛军从一股力量变成彼此争斗的几方。
唐军收复两京，离不开外部援军。757年，郭子仪等率军收复长安，随后又攻克洛阳；回纥骑兵也参与作战。长安和洛阳虽重新回到唐军手中，但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安庆绪退守邺城，史思明掌握河北，唐朝只能继续调集兵力围剿。
759年，唐军围攻邺城时遭遇大败。此后史思明杀死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叛乱重新集中到他的手中。761年，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等人杀害。叛军内斗不断，唐朝则利用其裂痕逐步推进，但河北地区的军事势力已经形成，平叛越来越像一场漫长的消耗战。
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归降，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此基本结束。可“平定”二字，并不等于旧秩序恢复原状。唐朝为迅速结束战争，不得不接受部分叛将保留兵权、割据一方，河北藩镇由此成为中央长期难以驾驭的力量。
战乱造成的人口损失，史籍记载差异很大，户籍锐减也受到逃亡、失籍和行政崩溃等因素影响，不能简单等同于全部死亡。但大量田地荒芜、城市破坏、漕运中断，却是确凿后果。财政重心南移，均田制和府兵制逐步瓦解，募兵、藩镇与宦官势力不断增强。
更深的变化发生在权力结构上。安史之乱前，唐朝还能依靠中央任命控制边将；战乱之后，地方军队拥有了更强的独立性。朝廷收回了长安和洛阳，却很难重新收回河北、河东等地的兵权。盛唐并非在某一场战役中突然消失，而是在一次次妥协、内斗与军事失误中，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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