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怎么就“登味儿”十足了呢？

历史也罢，社会也罢，人生也罢，都有演变的脉络。

一个原本耳聪目明活泼可爱的少年，活着活着，怎么就“登味儿”十足了呢，怎么就苟且猥琐了呢？怎么就僵化成行尸走肉了呢？

重要的原因是被社会捶打了，被利益牵绊了，被死亡给震慑了。

如果把中国历史比作一个人的话——

春秋战国就是他的少年时代，意气风发，活泼调皮，有诗经楚辞，有百家争鸣，有游侠烈士，重然诺，轻生死；

秦汉则是他的青年时代，激情迸发，昂扬向上，开疆拓土，虽远必诛，气吞山河；

隋唐则是他的中年时代，也曾自信包容、开放大度、万国来朝，文化远播；

即便是到了北宋，虽然国土不算太大，也还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理想，也还有庆历新政、元丰改制、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并且璀璨文星开宗立派。

然后就到了南宋，突然就有了暮气，国仇家恨全放过，故国宗庙都不顾，偏安一隅，苟且偷安，思想僵化。

早就有人“日本学者说，中国历史最剧烈的变化发生在唐宋之间，叫“唐宋之变”。宋以前，还有士族、豪门、军阀、权臣分享权力，到北宋，分权者全被消灭了，就扁平化了，江山都是赵家的了，出现了近代化的官僚体系，朝廷里没有贵族了，都是平民出身的读书人了。

但是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则认为最剧烈的变化不是唐宋之变，而是两宋之变。

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气质变了，出现了暮气，登味儿。这种气质，被明朝和清朝继承并强化了。

到清朝后期，中国就像是一个腐朽僵化、死气沉沉、封闭苟且的老人了。

苟延残喘中活了150年的南宋，给后面近千年的古代中国，造成了深远的消极影响。直到20世纪，中国才在经历外敌入侵、内部革命之后，展现出了活力。

那么，巨变何以发生在南宋呢？

直接原因就是1127年的“靖康之变”。

这一年，北方的金人占领了北宋的都城开封，俘虏了皇帝和皇族，当时全球最繁荣的都城，最富裕的国家，突然脆断了。

包括皇子赵构在内，很多人在巨大的震动中，承受着“靖康耻”，劫后余生，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起了南宋。

立足江南之后，南宋必然要反思北宋何以失败。

于是就面临两个无法回避两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改革不管用？北宋搞过一系列的新政、变法，怎么就没有让国家强大从而挡住金兵呢？

第二个，一些熟读儒家经典，以忠孝为最高道德标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在北宋做官的士大夫，为什么会投靠敌人，甚至组建伪政权？

这两个问题相应地推导出两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改革不仅无用，而且祸国殃民，搞变法的王安石甚至就是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王安石被削去谥号，牌位移除宗庙。

第二个答案是，文化出了问题，道德出了问题，连读圣贤书的士大夫们的节操都是可疑的。

这两个答案给南宋指出了并行的两条路：

一个是，不要瞎折腾，不要搞什么改革；

一个是，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强化“忠君爱国”、“三纲五常”的意识形态。

这两条路其实主要影响了两类人，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知识分子。

在北宋，最为后世读书人称道和怀念的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读书人是皇帝的合作伙伴，皇帝从来不杀大臣。

南宋的知识分子在反思靖康耻的时候，自己都对知识分子愤慨了，那么多人毫无廉耻地投靠了蛮族，那么多读书人做了异族的官。

知识分子写了那么多诗词歌赋，士大夫写了那么厚的资治通鉴，除了唱高调之外，金兵到来时百无一用嘛。知识分子哪有脸“共治天下”？

南宋的知识分子自己就羞愤、惭愧了。不再有治国平天下的雄心，能够修身齐家就不错了。

于是他们转向内心世界，放弃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和探索，去搞道德建设，去强化三纲五常，去倡导忠君爱国。

他们从赵家的合作伙伴，变成了赵家的打工仔。

大宋公司，虽然失去了三分之一的江山，但是变成了老赵家的“独资公司”。

南宋朝廷虽然弱小，但是杀起大臣来确是毫不手软。

岳飞那么大的元帅，打得金人丢盔弃甲，功勋卓著，但赵构杀掉他如同宰一只鸡一样容易。

想当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还要用金钱良田美女商量。岳飞根本没有资格商量。

朝廷对外没有理想志向，没有了血性，但是皇权却逐渐变得至高无上了。

从这个角度看，逃到江南时一无所有的赵构，与列祖列宗相比，虽然显得没出息，没有收复故国的胆量，但是他治国理政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怪不得叫“宋高宗”。

赵构为何对外显得软弱，对内却显得很强大呢？

先说对外软弱。

这与赵构的个性和利益格局有关。赵构是意外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他当时面临的局面是，大宋公司几乎破产，当他在杭州站稳脚跟，发现公司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资产。

赵构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奋发图强、重振大宋，一个是不再折腾，守住遗产。奋发图强，可能会导致一无所有，苟且偷安则有望保住既得利益。

出于理性，他选择了对敌妥协，杀掉岳飞，集中皇权，国恨家仇全放下，偏安江南过日子。对他来说，这样风险最小，利益最大。

再说对内强大。

赵构的上述理性而保守的策略，与南宋知识分子不谋而合。

知识分子负责提供精神产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前面说到北宋知识分子群星闪耀，但在历史的巨变中百无一用，导致南宋知识分子的羞愤，于是以挽救道德沦丧、强化道德为己任。这刚好迎合了朝廷的需要。

以朱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重新解释孔孟思想，发展出了一套日趋保守的“道学”或新儒家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窒息了思想，僵化了头脑，强调最高的道德就是三纲五常和忠君爱国，当然是有利于皇权集中的。

有利于皇权的事情，当然就会得到皇权的支持。于是知识分子就矮化了，没有雄心了，没有理想了，也就不可能分权了。

皇权一旦被集中，就不太好分割了。明清都继承了南宋和新儒家的那一套，于是皇权日益强大，士大夫在北宋时还是坐着跟皇帝说话，到后来都是跪着了。

一旦跪下，就站不起来了。

南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传说。

明朝，“士可杀不可辱”成为笑话，大臣可以直接被扒光屁股打板子，打死拉倒。

清朝，汉臣在皇帝跟前连称奴才的资格都没有。

这么说来赵构也算是“千古一帝”，他开启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暮年”——理想不重要，志向没必要，一切只为活着，一切只为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