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北京。原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回到机关，面前放着一封写给叶剑英的信。信里没有谈职务得失，也没有抱怨工作安排，反复说明的只有一件事：成都的气候和生活条件，让他的身体难以承受。
这次调动，发生在军队整顿和领导班子调整的大背景下。陈先瑞从北京军区转任成都军区，本来是组织上的正常安排。对一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老同志来说，到新单位熟悉情况、开展工作，并不算什么难事。
问题出在身体。
1957年，陈先瑞被查出患有肝病。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治疗主要依靠药物和休养，想要彻底解决并不容易。病情反复时，人不能过度劳累，只能慢慢调理。对一个习惯了军营节奏、长期承担领导工作的将领而言，这种日子并不好过。
有一段时间，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甚至产生过轻生念头。后来经过数年治疗和休养，身体情况逐步好转。到1960年，病情开始稳定；1961年，他重新被分配工作。此后十多年，肝病虽未完全消失，却一直控制得比较平稳。
因此，陈先瑞刚到成都军区时，并不是对新单位有意见，而是身体出现了变化。工作一段时间后，肝部隐隐作痛，回北京检查，结果显示转氨酶不稳定。医生认为，活动量一大，病情就可能反复，建议他暂时休养。
他曾向叶剑英、陈锡联等领导反映情况，说明自己不适应成都的潮湿气候，希望调往沈阳军区或兰州军区。这个要求有现实依据。兰州气候较为干燥，沈阳也比成都更适合他休养，而且两个军区都有他熟悉的老战友。
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早在红军时期就与陈先瑞相识。陈先瑞还担任过韩先楚的班长。抗美援朝时期，韩先楚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陈先瑞担任政治部主任。两人回国后，又一同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前后相处多年。
沈阳方面，陈先瑞熟悉的则是杨勇。杨勇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先瑞在北京军区工作时，两人同属一个领导班子。不过，1975年杨勇已经调任新疆军区，原先的熟人关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叶剑英等领导对陈先瑞的请求作了批示，交由总政治部研究。负责干部工作的徐立清找他谈话，明确表示当时合适的岗位并不好安排，可以暂时休养，等待组织后续决定。谈话中还提到，铁道兵机关在北京，今后或许会调整领导班子。
留在北京，对陈先瑞确实更方便。北京医疗条件较好，家属生活也相对稳定。遗憾的是，铁道兵的领导班子后来完成调整，他期待的任命却一直没有消息。等待的时间一长，反而让这个一向闲不住的人更加难受。
陈先瑞不是愿意长期养病的人。早年休养的几年，已经让他深切体会到无所事事的滋味。到了1977年5月，身体状况得到控制后，他主动向叶剑英提出，愿意回成都军区工作。
这一次，他的考虑与两年前不同。此前是病情突然反复，必须暂离岗位；此时身体已有好转，继续工作也经过了慎重判断。对陈先瑞而言，只要还能承担任务，回到熟悉的部队生活，远比等待安排更踏实。
1980年，陈先瑞离休。离开工作岗位后，他一度很不适应，认为自己身体尚可、精力仍在，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退下来。养花、遛鸟之类的消遣，也不是他习惯的生活方式。
后来，韩先楚找他参与编写红二十五军军史。陈先瑞接受了这项工作。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岁月、部队转战的细节，以及许多战友的经历，终于有了新的整理方式。对他来说，离休并不等于彻底停下，只是从指挥部队，换成了为这支部队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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